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 《韩非子·难势》
孟子说，仁义而已，何必曰利？
韩非却认为，利而已，何必曰仁义？
造车的工匠希望别人富贵，制棺材的希望别人早死，并非他们仁慈或者狠毒，都是因为利益所在。
人的本性就是趋利避害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利己，所以要用“法”来约束民众。
《韩非子》是集法家之大成者，糅合了“法、术、势”三大概念于一身。
何为“法”？
《定法》篇说：“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
与儒家言必称尧舜相反，韩非继承了商鞅“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思想，主张“世异则事异”，提倡变法图强。
他说，如果想用宽缓之政去治理急世之民，就好比没有缰绳和鞭子却要去驾驭烈马一样，此不知之患也。
儒家讲“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而韩非则提倡“法不阿贵”。
他说：“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韩非还主张“法莫如显”，提倡普及法律知识。
这些观念与现今的如出一辙。
“术”的方面，主要是驭下之术。
韩非把君臣关系看成赤裸裸的利益交换，“术”也建立在“君臣异利”的基础之上。
《备内》篇说：“人臣之于其君，非有骨肉之亲也，缚于势而不得不事也。”
《孤愤》篇说：“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无能而得事。”
基于此，韩非主张君主要大权在握，手执“赏罚”二柄用以制臣。
在运用赏罚之术时，要名实相符。
《二柄》篇说：“为人臣者陈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专以其事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
《定法》篇中，韩非给“术”下了一个精准的定义：“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
关于“势”，《难势》篇中有一段精彩的辩论。
慎子说：“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则能乱天下。所以说可靠的不是贤能，而是权势。”
有人反驳道：“话虽如此，但权势这东西，贤人用它则天下治，不贤人用它则天下乱。贤与不贤，相差甚远。”
听到二人发言，又有人道：
“权势是客观存在的，讨论这个没有意义，应当讨论如何规范权势本身。尧舜、桀纣这样的人，一千世才能出现一次，而世上的君主大都是上不及尧舜，下不过桀纣的中人之资。
我所说的规范权势就是对他们而言。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
如果废势背法而待尧舜，就是说一千世才有一治；而抱法处势而待桀纣，则是一千世才有一乱。”
韩非认为贤不足为靠，贤人本来就少。况且，要想成为一个贤人也很困难，还是要靠“法、术、势”方能长久。
然以中人之资能精通此三者也，又谈何容易。
此外，法家提倡重刑，主张“以刑去刑”，轻罪重罚才能使人不敢犯法。
对此，老子似乎早有洞见：“大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一流的管理者能无为而治，辅万物以自然；其次，以身作则，成为人们的榜样；再次，利用恐惧之心，使人畏服；最差的则肆意妄为，失去根基，自取灭亡。
文子也道：“法能杀不孝者，不能使人孝。能刑盗者，不能使人廉。”
对于“重刑”与“轻刑”的辩论，一直到今天也没有停止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