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春天，霍揆彰的回忆录写了三十多页。
他写得慢，每天下午午睡起来之后坐到桌前，翻出那本笔记本，写上一两页。有时候写着写着被外面的事情打断了——有人来敲门借东西、林振中喊他去帮忙搬一棵被风刮倒的树、山下送来一封信需要他签收——等他回来坐下的时候，思路断了，笔尖在纸面上悬一会儿，又落下去。进度不快，但他不着急。他有的是时间，多到不知道该怎么填满。
他写的内容主要集中在腾冲会战上——那是他一生中最想记住也最不愿细想的一段经历。他在笔记本上描述渡江的细节：5月11日的晨光、第一波冲锋舟下水时的水声、子弹打在水面上激起的水柱、有人爬上了西岸滩头时的第一个立足点。他写高黎贡山：北斋公房那块崖壁的高度、攀爬时手抓住的每一块石头的触感、炸药包爆炸时从工事缝隙里涌出来的灰烟。他写来凤山和腾冲城：航弹焊上钢条之后"钉"在城墙上的那一刻、巷战中每一栋被炸塌的房子、最后一间被肃清的日军联队部大宅。
他写这些的时候笔触很平，像在写一份军事报告，事实清晰，用词准确，不带任何情感的修饰。但他在写到"城攻克后全城肃清，我军阵亡九千余人"那一行的时候停了一下。他看着自己写下的"九千"那个数字，手指在纸面上方停了一瞬，然后继续往下写了。
写完腾冲之后他又写了一章关于洞庭湖防线的布防和长沙会战的经历，写到那些军民协作的细节——沿湖的渔民帮他们送情报、老农妇在井边搓洗绷带、那个通过电话求救的保长——那些事情在纸上铺开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在写另一个人的故事。那个人是他，又不是他。那个人做了一些现在看来对的事情，也做了一些他现在看不太清楚的事情。
夏天来的时候，他的咳嗽加重了。
起初只是每天早晨醒来的时候咳几声，喝杯热水就能压下去。后来变成了整夜的咳，他躺在床上被一阵一阵的咳意从浅睡中拽起来，扶着床沿坐起来缓半天，才能重新躺下去。林振中给了他一些从山下药铺抓来的止咳药，煎了喝了，当时见效，半夜又咳起来。他去山下的诊所看了一次，一个年轻的大夫听了听他的肺部，说可能是支气管炎，开了几片药让他按时吃。他吃了两周，咳嗽没有明显好转，他也就不再去看了——不是不信任那个大夫，是他觉得这大约是老伤底子上的旧病，不是几片药能治好的。
他在咳嗽的间隙里继续写回忆录。那本笔记本越写越厚，从原本的空本子变成了一摞写满字的纸页。他在记完了腾冲和洞庭湖之后，开始写一些更早的事情——黄埔的训练、东征的初战、龙潭的血战、中原大战的确山穿插。他写那些事情的时候反而比写腾冲顺畅，因为隔得远，隔着二十年的光阴，那些画面在他脑海里已经被岁月磨平了棱角，变成了记忆中的剪影，不再扎手。
他写到黄埔的时候停了一长段时间。他在那几页上写蒋介石的开学讲话、周恩来的政治课、陈诚在炮术课上说的"打仗是做题"。他写了跟赵明礼在水龙头旁边一起抽烟的那个下午，写了赵明礼站在榕树底下说"枪杆子比笔杆子管用"时眼睛里发亮的光。他写完那段之后把笔记本合上，在椅子上坐了很久。赵明礼在1937年丰台倒下了，死的时候是营长，比他预料中的职位低。霍揆彰不知道赵明礼这辈子后不后悔——后不后悔从衡阳三中的图书馆走到北平城外的战场，后不后悔在那棵榕树底下跟自己说那些话。
他把笔记本翻开又写了一段——很短，只有三行："赵明礼，衡阳三中第一届学长，引我入黄埔。1937年于丰台殉国。其为人热忱果决，所见者皆是光明的一面。我未及再见一面，殊为憾事。"
他写完之后把这段看了两遍，然后合上了笔记本。窗外的天正在暗下来，暮色从山坡上漫过来，把屋里的光线一点一点地收走。他没有点灯，就那么坐在暮色中，手里握着那本笔记本，坐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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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一个旧部从高雄来看他。
那人姓徐，以前是第十四师的一个连长，后来升了营长，在腾冲战役中负了重伤。霍揆彰记得他——一条腿被弹片削去了半截肌肉，站不直，被转运到后方医院之后就没再回前线。徐连长现在在高雄的一家工厂里做仓库管理员，一个月赚的钱勉强够糊口，但他来了的时候手里还是拎了一袋子水果——芒果和释迦，台湾南部的特产，路上颠簸了两三个小时才到了草山。
霍揆彰在门口的茶树底下摆了两把椅子，两个人坐着聊天。徐连长讲自己这几年的生活——工厂里的活不算累但工资低、租的房子在城郊的铁皮屋里夏天热得像蒸笼、老婆在路边摆了个小摊卖槟榔、孩子还在上小学。他讲这些的时候语气是平淡的，像是已经习惯了这种日子，不抱怨也不庆幸。
"司令，"徐连长说到一半的时候停下来，从袋子里摸出一个释迦掰成两半，递给霍揆彰一半，"你现在写那个回忆录，写完了会出书吗？"
霍揆彰接过那半块释迦咬了一口，果肉甜软，带着一股陌生的清香。他嚼了几口咽下去，说："不出。写着给自己看的。"
"那你写它干啥？"
霍揆彰想了想。"有些事不写下来，怕以后自己都不记得了。"
徐连长点了点头，没有再问。两个人坐在茶树底下把那一袋子水果分着吃了，太阳从头顶慢慢往西移，在茶树的叶片之间投下移动的光斑。徐连长走的时候霍揆彰送他到山路路口，两个人在那里握了一下手。
"司令保重身体。"徐连长说。
"你也是。"
徐连长沿着山路往下走了。他一跛一跛地走着，那条受伤的腿让他的身体在每一步中都会略微地向右侧倾斜一下。霍揆彰站在路口看着那个倾斜的身影一点一点地变小，最后消失在了路下面的转弯处。
他转身往回走的时候，觉得那半块释迦的甜味还在他嘴里留着，淡淡的，像是还没有完全化开。他走回屋里坐下来，把那本笔记本翻开，在写赵明礼的那一页后面又写了一行："今日旧部徐某来访，腿伤未愈，走路仍跛。当年在腾冲负的伤，至今十余年了。"
他写完那一行，把笔记本合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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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春节，草山上的人群比平时多了一些。
山上住着的那些人把各自的住处收拾了一下，门上贴了红纸，有手艺的做几个菜端到公共的棚子下面凑成一桌，一起过年。霍揆彰也去了，端了一锅他自己炖的红烧肉——在长沙那一年学的本事现在用上了，做出来味道还不错。桌上坐了二十几个人，有比他年长的有比他年轻的，酒杯举起来碰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响声。有人喝了几杯之后开始唱湖南的民歌，调子跑到了千里之外，旁边的人笑着给他纠正，越纠正跑得越远，最后大家一起笑成了一团。
霍揆彰坐在人群的边上，端着半杯米酒慢慢地喝着。他看着那些在灯影和笑声中晃动的面孔——有苍老的、有消瘦的、有头发全白的、有缺了牙齿的。这些人曾经都是中国军队里的骨干，有的打过淞沪、有的打过台儿庄、有的跟他一起打过腾冲。现在他们坐在一张拼起来的木板桌旁边，为一锅炖得不怎么样的红烧肉碰杯，为一首跑调的民歌笑出眼泪。
他喝完了那半杯米酒，在散席之后独自往回走。山路在农历新年的晚上格外安静，台北盆地的灯火在远处亮着，爆竹声从山下传上来，闷闷的，像隔着一层厚厚的棉被在响。他在那条路上走着，月光把他的影子投在前面，瘦瘦长长的，像一根被拉直了的弹簧。
他走到家门口的时候停了一下，看见门框上贴着他下午写的那副春联——"几番风雨几番梦，半世飘零半世空"。横批是"草山春深"。他站在那副春联前面看了几秒，然后推门走了进去。
屋子里是冷的，炭盆里的炭已经烧完了，只剩下一层灰白色的灰烬。他没有重新生火，就着窗外的月光走到床边坐下来，在黑暗中坐了一会儿。他听见邻居的屋子里有孩子的笑声——一个还在上小学的男孩，跟着父母住在草山上，那天晚上大概是放了鞭炮又收了红包，笑声脆生生的，穿过木板墙传过来，像一颗小石子投进了深水里。
霍揆彰听着那个笑声，忽然想起一件事——如果他还留在湖南，如果他没有出来当兵，他大概会有几个孩子。那些孩子也会在过年的时候放鞭炮、收红包、笑得满院子都是声音。但那些"如果"在他二十岁那年决定去广州的时候就已经被关上了门，他选了一条路，那条路上没有孩子、没有鞭炮、没有过年时满院子的笑声。
他脱了外衣躺下来，把被子拉到下巴底下。木板屋的缝隙里漏进来一线月光，落在天花板上，细细的一根白线，像是被谁用尺子画上去的。他看着那根白线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新年过去了。草山上的春天又来了。茶树发了新芽，山坡上的野花开了又落，相思树长高了半寸。霍揆彰继续写他的回忆录，那本笔记本从三十多页写到了七十多页，字迹从前面的工整变得越来越潦草——他的右手有时候会抖，握笔的时间不能太长了。他在心里跟自己说：要写得快一些了。再不写完，怕写不动了。
他在3月的某一天写到了最后一页。他在那一页上写道："余一生戎马三十载，所经之战事多矣。每念及阵亡将士，未尝不感慨系之。然大势已去，往者不可追。余生草山，唯以笔墨自遣。倘后人偶见此册，知昔日有此人、有此战、有此一页，则余愿足矣。"
他写下"余愿足矣"四个字之后停了笔，把笔记本从头翻了一遍，从前言到正文到结尾，一页一页地翻过去。那些墨迹在他面前铺展开来，像一条被他从记忆深处一寸一寸地拉出来的长线。他看完了最后一个字，合上了笔记本，把它放在了书桌的抽屉里。
窗外山风正在吹着，把茶树叶子摇得哗哗地响。他坐在那张旧书桌前，听着风声，觉得自己的呼吸比从前浅了一些、短了一些，像一支快要燃尽的蜡烛，火苗在最后的那一点蜡油上微微地晃着，还亮着，但已经能感觉到那亮光正在变薄。
他扶着桌沿站起来，走到门口推开了一条缝。春末的风涌进来，带着野草和泥土的气味。他站在那阵风里，望着山坡上那些正在变绿的野草和正在长高的相思树，望了很久很久。
（第三十章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