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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斯坦生命的最后两年具有某种终曲的意味。为出版而整理自己著作的任务虽未完成，但现在已然完结了——至少对他来说。此时他已接受了这件事：他的书——20年里位于他生活中心的那项工作——在他的有生之年不会出版。编辑、照管它在他身后出版的任务交到了别人手里。在其他方面，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以来他也从未如此依赖别人。他没有收入，没有自己的家，对于从前渴望的独居和极端的独立，也没什么感觉了。他的最后两年是这样度过的：住在朋友和弟子那儿做客——伊萨卡的马尔科姆那儿，剑桥的冯·赖特那儿，牛津的伊丽莎白·安斯康姆那儿。

但是，与别人合住的动机主要不是经济上的。真正说来其实并无这么做的经济需要：他先前告诉过马尔科姆，他用剑桥的薪水存了足够的钱，可以再维持两年。与别人合住的需要，部分是感情上的，部分是身体上的（他病得愈来愈重，需要照顾），也部分是智性上的。只要活着，他希望作为哲学家而活着，虽然现在感觉自己在很大程度上无法独居和写作，但他确实感觉自己能讨论哲学。于是我们发现，他的哲学思考的刺激在比以往大得多的程度上来自于别人的思想和问题。他最后两年里写的文稿，尽管很自然地在许多方面同《哲学研究》一脉相承，但在另一方面又与《哲学研究》截然不同：更多地指向对别人问题的解决。它具有一种他早先归之于自己所有工作的性质——澄清别人的工作——也比他的其他写作更有意识地以有用为目的。仿佛是，他希望回报主人的款待，用最珍视的财产——他的哲学天赋——帮助他们。

维特根斯坦自己对怀疑论的看法仍然是《逻辑哲学论》表述的看法：「怀疑论是不可驳倒的，但显然是无意义的，它试图在不能提问题的地方提出怀疑。」而正是联系着对怀疑论的这个看法，他在摩尔的「常理命题」里发现了某种在哲学上有意思的东西。它们并未给出「确定知识」的例子，而是给出了怀疑没有意义的情况的例子。如果我们能严肃地怀疑摩尔是否举起了两只手，那就没有理由不怀疑任何别的东西，包括我们的感觉可否信赖。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在其中提出怀疑并给予回答的整个框架就崩溃了：「某些命题属于我的『参照系』。如果我不得不放弃它们，那么我就不能判断任何事。」这样的一个命题可以是站在一颗树前时说出的「那是一棵树」这个陈述：如果我向那树走过去却什么也碰不到，我可能失去对我的感觉告诉我的一切东西的信心……摩尔说「我知道那儿有一颗树」，部分是因为他的这种感觉：若它结果不是一裸树，那么他将不得不「放弃」。美国之行后，维特根斯坦在生命余下的 18 个月里写的一种著述里发展了这一想法——某些判断（摩尔的某些常理陈述在此之列）属于我们的参照系，因此不能有意义地怀疑它们。

德鲁利曾告诉维特根斯坦，如果哪天需要在剑桥看医生，应该去请教爱德华多 · 贝文医生。德鲁利是在战争时结识贝文医生的，当时他们在同一支部队里，他对贝文医生的能力印象深刻。碰巧贝文也是冯 · 赖特的家庭医生。因此，维特根斯坦到剑桥后不久贝文医生就为他作了检查。 11 月 25 日给出了最终诊断：前列腺癌。知道自己得了癌症，维特根斯坦丝毫不感震惊。不过，听说可以对之作某种治疗倒令他很震惊。荷尔蒙疗法常常对前列腺癌有不错的疗效，因此医生立即给维特根斯坦开了雌激素。他得知，在这种荷尔蒙的帮助下，有理由指望自己再活 6 年。「我很遗憾我的生命要这样延长，」他写信给里斯，「这种半死不活的日子过 6 个月就够多了。」知道自己得了癌症的几天之后，他写信问海伦娜，自己是否方便到维也纳住在林荫街的家里。「我的健康状况很糟糕，」他告诉她，「因此我什么工作也不能做。我希望在维也纳找到平静……如果我能住在林荫街我的（有顶灯的）老房间里，那会很好。」他预先知会她，她将看到他的健康状况糟糕，他将不得不每天都部分时间躺在床上，但他一点儿没对她提自己的病的性质。他决心不让家人知道自己得了癌症。动身去维也纳前他写信恳求马尔科姆别向任何人透露他的病：「这对我有着最大的重要性，我计划去维也纳过圣诞，而且不让家人知道我到底得了什么病。

就像先前对待歌德的其他科学著作一样，在这些论述里维特根斯坦把歌德的《颜色理论》联系到他自己的哲学考察。歌德本人认为他的理论是对牛顿光学理论的成功驳斥，与此相反，维特根斯坦很清楚，无论这理论有多少好处，都不是对物理学的贡献。它是一种概念考察。照维特根斯坦的看法，由于这一点，它的好处不是更少而是更多了：我也许会觉得科学问题有意思，但它们从未真正抓住我。只有概念的和审美的问题才抓住我。在心底里我对解决科学问题并不关心；但对于其他种类的问题则不是。固然，就像科学研究，歌德的研究基于仔细的观察，但这些观察并不使我们能构造解释的法则。不过，它们的确使我们能澄清特定的概念。例如拿这个命题来说：「掺进白色除去颜色的有色性；但掺进黄色则不。」这是哪种命题？

维特根斯坦到了贝文家，听天由命地接受了这件事：自己不会再做工作了。挪威之行以来他什么也没写，既然已被迫放弃了在松恩峡湾边居住和工作的想法，他的唯一愿望是自己生命里最后的不事生产的几个月尽量短些。「眼下我连想一想工作都不行，」他写信给马尔科姆，「这无所谓，只要我别活太久！」起初贝文夫人有点怕维特根斯坦，尤其在对她算是种折磨的首次见面后。维特根斯坦搬去之前，贝文医生曾邀请他到家里吃晚饭，把他介绍给自己的妻子。她丈夫提醒过，维特根斯坦不是喜欢闲聊的人，应当小心地别说任何欠考虑的话。她求稳了，那个晚上的大部分时候都保持沉默。但当维特根斯坦提到自己的伊萨卡之行时，她很有兴致地插话：「你能去美国是多么幸运！」她立即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维特根斯坦目不转睛地盯着她：「幸运，你指什么？」

不过，维特根斯坦在那儿住了几天以后，她开始习惯有他在身边，最终他俩成了亲密的朋友。但并非因为他是个特别好相处的客人：他的要求很高很严格，虽然他的喜好很简单。这是不必说的：他的洗澡水要准备好，他的食物要准时，每天的日程要照一个规律的模式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