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我的藤野先生》里写道：先生要我把笔记都拿来给他看，并且“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

松田先生亦是如此，或者说更为甚之。不仅是她的课，就是其他老师的结课作业我也请她修改，我东拼西凑的东西经她手后，白纸黑字便被改得通红一片。

去先生的研究室的次数自然多了起来。先生的研究室里总有学生，那张空的桌子和凳子还有各种喝的，原来就是为学生准备的。最常见的是几位英文专业的女学生，时间长了我便知道她们并非来讨论学习，而是有关恋爱的问题。我因此关注起松田先生的私生活。

先生很坦诚地对我们学生说，她结过一次婚，不到一年就离了，因为婚后自己被查出风湿病。她轻轻地撸起裙摆给我们看她的腿，说疼痛也跟天气有关……我这才明白为什么她走路的时候有些问题，又觉得她裸出的脚脖子和腿突然好看起来。先生说穿裙子方便，里面可以多套几层保暖。她的语调一直平缓温和，如同说别人的事。我注意到她的头发乌黑发亮，没有一丝白头发。

我没想到先生会跟我们说这些，研究室里一时无语。先生把目光投向我，又看了看那些日本女学生说：“你们看看金桑，一个人异国他乡求学，这种精神你们要学习。记住啊，女人一定要自立，不要附属于哪个男人。”

我没想到会被表扬，脸红了，眼也润了。其实我并非如先生所想，一个近三十的女人下定决心放弃国内的一切，自有其中的缘由。我差点说出自己在国内的挣扎、无奈还有贫困，但是没有。我想她们日本人是不懂的，可心里却莫名其妙地升起一些与先生共鸣的东西，是那种可以化作勇气和力量的，鼓舞人心的东西。

经过先生修改过的课后作业，几乎都得了“优”的成绩，我反倒不安起来，这不是我的实力，我自己写东西照样语法错误，照样用词不当。我问先生，是不是日本大学的学分容易取得，或者老师们对留学生的要求太低了？

先生露出小而白的牙齿笑了笑，反而问我，你毕业之后想做什么工作？是回国还是留在日本？我一时回答不上。“做中日友好的桥梁”这句话，我再也说不出口来。三十岁的女人，选择的余地是有限的，或者说，不想太折腾了。

三年级选毕业论文指导老师的时候，我没有选松田先生的社会学，而是进了横尾先生的研究室。横尾先生的研究领域是信息处理方面的，我认为比社会学更有利于就职。也许是怕松田先生再问我今后的打算，再加上课程不多，我便不常去学校也不常去她的研究室了。横尾先生毕业于东京大学，人很孤高，从没见他笑，哪怕是微微一笑，讲完课就走人，比学生走得都快。他家在东京，新干线通勤，研究室经常挂着“不在”的牌子。在截止日期的头一天，我终于写完毕业论文的初稿，打印出来后就去找横尾先生，但见他研究室门上的“不在”，不免失落。这个老横尾，估计是赶新干线回东京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身体会自然地来到了松田先生的研究室门前，正犹豫着要不要敲门的时候，从后面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金桑，好久不见了。”

回头看时，松田先生站在身后。我愣了，她竟然拄着拐杖！那个拐杖，我见过，一直放在门口。我张着嘴，发不出声来。

“请进，请进。这几天阴天，膝盖就一直疼，你看，这拐杖就帮上忙了。”先生的表情依旧温和，她把身体靠在研究室的门上，手离开拐杖，摘下套在手腕子上的钥匙开门。她那天穿的裙子是宽松的，关上门的时候，有一小截被夹在门外。先生大笑不止，“幸亏没有被男同事看到，那样就丢死人了。”我也忍不住笑起来，“要是他在门外揪您的裙子怎么办，那您不就脱了嘛。”

“日本没有这样的人，难到中国人会搞这样的恶作剧？”先生笑得更加起劲，上下牙花子也都大方地显露出来。我说：“我也不知道，但是可以想象一下。”我做了一个裙子被拽脫了的动作，两个人又笑了好一会儿。先生聪明，见我手里厚厚的稿子，停了笑，接过去，翻了翻，用责怪的口气说：“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吧？你看你，不到火烧屁股的时候就不知道着急。”我忙说：“您不是我的指导教师，我自然不好意思找您了。”先生不笑了，摇了摇头说：“你选横尾先生的研究自有道理，这没什么。如果你不介意，我可以继续帮你修改日语，至于专业，我不懂。你回去再把文档发我邮箱里。”没想到先生如此豁达，我感动得连声说“谢谢，”

第二天早上，邮箱里就收到了先生修改好的文稿，两万字的论文初稿里增加了很多红字，也画上了很多用于删除的红线。我滑动鼠标的手突然抖起来，越滑下去就越发对自己的日语感到不安，也就越发感激先生的用心。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