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孝路上的塵埃隨著來往的巴士紛揚而起，行道上身著清衛服的阿公揉著眼腮，大抵是因為灰土潛入了他的虹膜內，亦或者是迎面而來的人群中有他所熟識的，他衹是想認得更清些。我站在陽臺上，拿著水壺在給這一方綠色天地增添新的生色，龜背竹是丈夫最愛的，它的叶碩大富貴，用丈夫的話説：huat-zai（台語：發财）。丈夫的話我一直聽不大懂。初到此地時，由於語言不通，和左鄰右舍交流障礙重重，他們大多是土生土長的台人，半生沒有走出過新竹，而我是從異地漂洋過海而來，和他們講的自然不是同一種話。一直以來，我都苦練台語發音，可是母語卻嚴重限制了我接受新語言的能力，在初來的幾年裡，我絲毫沒有掌握。丈夫總是一邊鼓勵我，又一邊取笑我，特別是當歆兒第一次開口講話講的也是台語后，丈夫的取笑大大地超過了他的鼓勵。
我是千禧年之前与丈夫一同赴臺的。 當時家庭非常貧困，祖母以一己之力將我和弟弟撫養長大，等到我初中畢業后，為了減輕祖母身上的擔子，我只身下到東莞打拼，在一家工廠裡面做著最基本的工作。在第一年的工作結束後，我把積蓄全部寄回了家中，并附上書信一封，大致上就是給祖母報個平安，無需憂心。雖然祖母是目不識丁的，但是弟弟已經讀上六年級了，我相信祖母會知道我的用心的。也就是在這一年裡，我遇到了唐先生，也就是我現在的丈夫。他是我工作的工廠投資的臺商，由於新年將至，他的通行證也遲遲未申領下來，導致他無法在年前趕回臺灣与親朋相聚。
那一天是二十八，偌大的車間裡，祇有我一個人坐在機臺上，其實我也不知道自己為何會出現在這空蕩的車間裡，或許是因為在員工宿舍更加寂寞吧！東莞的夜在九十年代並不很繁華，也沒有太多的霓虹燈火，再加上這個工廠地處郊區，外面那些熱鬧縱使再怎麼蔓延，到了這兒都會折回去。這個地方倒像是一個生人勿近的隔離區了。在我發愣時，車間大門突然被推開了，一個人走了進來，看他的步履，是個男人，我的心開始有些緊張，盯著逼近的人，他也看著我，等到他差不多走到距我不足十米的地方，我才認出來，他是工廠的臺灣老闆。我慌忙從幾臺上跳下來，走近他，向他敬了個禮，他一臉詫異地看著我，用富含臺腔的普通話問我，為什麼會出現在這兒。我不知道該用怎樣的理由來回答他，最後在他銳利的眼神的逼問中，我只好以沒有錢回家來答覆他。他先是輕笑了一聲，然後問我，不久前發的工資到哪去了。我坦言告訴他，已經寄回老家了，家裡還有祖母和弟弟。他接著問我家在哪裡，為什麼來東莞等問題。我們談著談著，一起坐到了機臺上，像是多年好友似的。按照往常，車間的日光燈到了點就會定時熄滅，然而關燈的大叔回家過年了，臨走前，他把這個任務交給了我。在和唐先生聊天的過程中，我一直注意著時間，等到了十點多，我提出要去熄燈，他才意識到已經過了幾個鐘头了。我打斷了他的話，也不知道如何是好，他似乎也理解我的不知所措，主動說，和我一起去熄燈。我們倆一起走向車間的電燈總開關處，一人拉一邊的閘，車間內的燈像是離世人的眼睛似的，一下子就閉上了。與此同時，世界便陷入了一片黑暗當中，我一向無所畏懼，祇有一個怕處，便是怕黑，在沒有燈的環境下，我什麼也看不見，後來唐先生告訴我這叫夜盲症，是因為我缺乏維生素所導致的。車間在我看來，就像是一個四面高牆的鐵籠子，我縮到一旁，不自覺地抽噎起來，我聽見唐先生一直在喊我，可我竟害怕到失聲，根本回應不了他。唐先生的呼聲越來越急切了，他聽見了我的啜泣，正努力地探尋我的位置。忽然，整個車間燈火如晝，唐先生就站在我面前，那個眼神溫柔似水，我毫無剋制地擁入了他的懷裡。唐先生緊緊抱著我，這種安全感很久沒有感受到了，在此之前，我只在母親的懷裡有過同樣的感覺，然而，母親離我而去已有十餘年了。我在唐先生的懷裡哭泣著，把所有壓抑的痛苦都釋放了出來，在他面前，脫下了一直保護自己的外殼。許久，當我緩過神來時，立刻從他懷裡退出來，並向他表示抱歉，唐先生卻用十分親切的語氣對我說，他邀請我明天和他一起過年。他特地在說完整句話後，加了個“小英”。他的眼神很熾熱，也很渴切，我不敢直視他的眼睛，那裡面內容太多，我無法隨意猜想。唐先生又耐心地問了我一遍語氣更加肯定了，像是在說，如果我不答應，他便不離去。我把自己的眼睛送入他的眼睛，終究答應了他。唐先生隨即笑了起來，對我說，謝謝我，小英。我禮貌地回應他，應該是我要謝謝他，打擾了他那麼久。唐先生搖頭，説，是我陪了他，所以明天換他陪我。唐先生的笑給人溫暖与安全感，現在想來，或許在那一刻，我便已經確定他就是我接下來要一起走下去的人生伴侶了。
阿公推著清潔車已經到了忠孝路和孝義路 的夾叉口，那裡有個紅綠燈，阿公正等待著綠燈亮起，繼續去清掃孝義路上的梧桐落葉，而此時，廚廳內的電飯煲裡燉著的甜粥已發出了“噗噗”的聲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