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人配班子，是个十分重要又十分复杂的问题，既要考虑全面，又要突出重点。
（一）要广泛听取意见。过去我们配班子，主要靠组织了解，这当然很重要，今后也还需要，但实践证明，这种单靠组织或少数人的方法也有毛病，容易看不准人。他都懂得要多方面听取意见和亲身考察。大范围的民主推荐或对干部进行大范围的评议，不但可以避免少数人在用人上搞不正之风，同时，把这种方法普及开来，形成制度，坚持下去，就会增强干部的民主意识。因为决定他升降的不只在领导，主要在群众。
这里的广泛一定要非常广泛，不能几十个人内组织评议，应该更多。因为人数不多的时候，也有可能形成团团伙伙，这样的评议不太真实，一些实事求是，老实干事的人可能会受到排挤。所以，一定要到一定数量，非常广泛的征求意见才能确保客观。第二是不能唯票数论，只要扎扎实实干事很难能做到不得罪人，认认真真干事的难免会得罪人，所以，绝不可能一个人都不得罪；如果一个人都不得罪之人，很有可能是见风使舵的老好人，不愿意去碰有矛盾的事，也不远较真批评人，甚至歪风邪气，所以说一定要辩证的看这个事。
但是说了这么多，绝不是不能民主评议，相反，一定要搞民主评议，确实要广泛的开展民主评议，了解群众的心声。除了上述说的个例外，只要实事求是干事，扎扎实实干事，群众是知道，是了解的，心里是清楚的，广泛征求一定可以了解一些真实情况，哪怕得到一些反对票，也可以了解这个单位的风气怎样？如果扎扎实实干事，批评人很多也还能得到大家的选票，说明单位风气不错。
（二）要找正派的人。"要配好班子就得找好人"。这话当然是对的，但这里所讲的好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好人，指的是道德品质好和思想觉悟高的人。具体来说，他们必须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十三大通过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积极主张并参加改革开放，不搞自由化和僵化的，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国家办事、为人民谋利益，一切言行都是以党和国家民族大业为出发点，而不是以其他，例如，以个人、小团体利益为出发点的；他们是尽心竭力、兢兢业业拼命工作的，不怕苦、不偷懒、不停顿地想事，没完没了地干事，永不满足，永不懒惰；他们光明磊落，有话讲在当面，有错不怕批评，不搞小动作，不搞拉拉扯扯，不搞团团伙伙；他们坚持原则，坚持真理，不怕得罪人，不当老好人，敢于仗义执言，为真理不顾一切；他们为人诚恳，待人宽厚，决不背后整人，对任何人哪怕是犯了错误的人，反对过自己的人，也是满腔热情地去帮助、去对待，甚至"书生气"地宣传这些人的长处。当官对他们讲是什么？就是受苦：有权对他们讲有何用？就是负责。这样的人才是我们需要的人，只有选这样的人，天津的各项事业才有希望。
这需要有火眼精金，把这样有正确政绩观的人选出来，才能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有利的事，才能做出为人民服务的事。然而，有的人看着是能人，上级领导对他评价很高，但是有的这样的人却党性不高，他们做的事更多的是为了迎合上级，不顾事物客观发展规律，不顾群众的热切期盼。这里不是说上级领导和客观发展规律和人民群众利益是对立的。而是这些人有时为了更快落实争取上级领导关注，不顾发展规律，或者用一些非常规手段，甚至一些违规方式，这就违背上级领导初心；有的人不顾下面的承受力，为了落实上级领导指示，不顾当地实际情况，一刀切落实，而不是结合实际来落实，可能就会带来一些负担。有的人为了迎合不顾这些情况，当然，有时领导征求意见时，为了迎合领导，讨好领导，也不实事求是讲真话，导致上级决策失误，带来损失。这样的人伪装得很好，看面上工作还是一个小能人，因为别人搞不定的事他能搞定，实际上要认真分辨这样的人。
（三）要注重办事能力。什么叫做好班子？简单的讲就是忧国为民能办事的班子。忧国为民是德，是觉悟；能办事是才，是水平。首先应该重视的是德，是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但一个好的班子不只是要有德，而且要有才，要能办事。从某种意义上讲，班子重要的就是因为它要办事，班子好，可以办很多事；班子不好，许多事就办不成。办事，包括肯办事、敢办事、会办事。能办事是个综合指标，没有理论不行，光有理论没有实践经验也不行。比如有些人话说得挺顺溜，找毛病没有，论用处不大，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既没有错处，也没有用处；药方开得挺多挺全，但不对症下药，不能治病。这种人，一方面缺乏实际工作能力，不能办事，容易误事；一方面又容易讨好，容易通过。要配好班子就不能用这种人。
要能干事也能够成事，不能干成大事的人，只是有嘴上功夫或者只有理论不能干事的人，那是毫无意义的。
（四）要讲究结构配比。一个领导班子，特别像天津这样大城市的领导班子，它的任务是很重的。要办的事不仅很多，而且涉及的方面很广。要应付这么个局面，把事情办好，必须有各方面的知识能力。具体到人上，就是必须有熟悉和擅长各方面的人才。如同一个好的乐队，有会吹的、有会打的、有会弹的、有会拉的，还得有会指挥的，否则就不可能演奏出好的乐章。一个好的班子必须是你擅长这方面，他精通那方面，各有长短，组合在一起就成了面面都行的好班子。当然也要有比较全面一点的、知识多一点的人负责全面工作，如同乐队的指挥。但这种人也不能多，多了也可能误事。有的班子之所以一个个数不软，加在一起不强，毛病就在这里。满盘象棋都是车，见面就"兑"没法走。因此，配班子选人，首先是从各方面的工作需要出发，因事选人，其次才是按人派事。比如，选工业方面的领导，必须是在熟悉工业工作的优秀人才中去比较、去挑选。同样，要找教育方面的领导，也必须从熟悉教育工作的优秀人才中去比较、去挑选，而不能从根本不熟悉的人中去挑选。现在建筑常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因为它可以经受各方面力量的冲击，而钢筋混凝土是很讲究配比的。钢筋受拉好，受压不行，混凝土受压好，受拉不行。把两者结合在一起就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力量。但如果把配比搞错了，或只用一种缺一种，这座建筑就会出问题，乃至发生事故。我看班子配比不好也会出现问题，也会发生事故。
一个班子是负责这个工作的龙头，是各个方面的负责人，各个方面做决策，提建议的人。所以，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要选了解这方面的人，绝不能外行指挥内行。不能都是一个模子的人，要能各唱各的调，各谈各的琴，再加上一个领头的指挥，这个班子才能奏出和谐的乐章。才是最强的班子。
（五）看人主要看政绩。一个人怎么样，主要看他的工作过程及结果，而不是凭关系，更不是凭领导印象。政绩是一个人各方面的综合反映，工作不肯干，政绩出不来；没有真本事，政绩出不来；群众不拥护，政绩出不来。所谓能办事，主要的标准就是政绩。我们现在的毛病在于一方面大家都反对说空话的人，另一方面干事多的人又常常得不到支持，甚至干事越多，人们意见越多。凡干事的人就得说话，就得办事，就得待人，而老说话难免有错，老办事难免有误，老待人难免有怨，加在一起就叫做说错了话，办错了事，得罪了人。结果缺点比不办事的人还多。办事不多的人，你说不出他有多少具体的毛病，常常容易通过。但如果以这种人为主体组成一个班子，我看不行，因为他只想当好人，不想多干事，也很难说他能忧国为民。坚持用人看政绩，即不要只听他怎么说，主要的是看他干了哪些事，这样公道、科学，人们服气，也可以避免发生大的偏差。如果真的这样做并不地宣传、提倡，久而久之，逐步形成风气，使干事的人光荣、是把精力用在串门、送礼、搞关系上。受尊重，不干事的人耻辱、吃不开，人们就会去努力干事。
这是科学的，也是很重要的，看当前任职岗位和之前岗位干事业情况，并全面的看待各类问题，正确的看待缺点，以及反映的问题，干的越多错的就多，说得越多就可能得罪人，这都需要辩证的看。干事说话滴水不漏的人生是不能用的，真正干事的人是不可能做到的。
（六）要正确看待优点和缺点、特点和弱点。人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都是一分为二的。由于时间有限，实践的范围有限，一个人往往是这头长那头短，那头长这头短，有时长是短的原因，短是长的结果，完美无缺的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同时有些优点和缺点是伴生的，如果不注意保护优点，一味死抠缺点，缺点是没有了，但优点也就没有了。对一个人要一分为二，但一分为二不是半对半，不分主次是折衷主义。一个人七分或八分是优点，优点又很突出，那就是好的，就是我们需要的。相反，如果这个人七分是缺点，那就基本不行。因此，必须把握好优缺点的分量。如果把缺点一味渲染扩大，三就变成了四或五或六了，同时再把优点一贬低，这样稍一偏，优、缺点分量就不准了，优秀的人才可能被看作毛病很多的人物。看人必须抓主要面，看主要面是缺点还是优点，既要看缺点对国家有多大害处，更要看优点对国家有多大用处，要估计得恰如其分。就一般讲，要先看长处后看短处，发挥长处避其短处，在发挥长处过程中补其短处；先看优点后看缺点，在发挥优点过程中克服缺点，而不是首先抠缺点把人制住。有些同志常常以个人好恶作为标准，把别人的特点、个性当成了缺点。如这个人活跃一点，就说他咋咋呼呼；这个人稳当一点，就说他暮气沉沉。我们为什么"万金油"式的人多，我看是和我们不允许个性存在有很大关系。如果人人都按一个模式、一个标准，管得又严又死，就会把人搞得圆头圆脑、没棱没角，使特点不能发挥，从而埋没了人的才华。一定的实践范围造就一定的人才，有些真正可贵的东西，很可能就是你看不惯的东西，个性的东西，即所谓殊众的东西。王维讲"贱日岂殊众？贵来方悟稀"，是说可贵的东西开始不明显，不注意容易丢失掉。
这对领导者来讲非常重要，这需要领导不能只是用个人好恶来选人，而要客观公正深入看一个人，全面的看待优缺点。特别是一些有个性的人，甚至顶撞过你的人，如果是因为意见不同，都是出于工作出发，这是可以理解的。当然，有的顶撞是认知问题，也要注意，要用好人，做他认知范围内能够胜任的工作。
（七）要努力区分主见、主观，自信、自满。主观和自满对一个领导者来说确实是一个大的忌讳。领导的高明之处并不是一般地讲个人的才智，最主要的是他善于把群众中好的东西集中起来、坚持下去。我们的基本理论是群众创造历史，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我们讲的实践是社会的实践，而不是讲某个人的实践。所以一个领导者不坚持群众路线，不吸收群众的智慧，不能团结、带领群众，是个光杆司令，就不可能很好地完成任务，也不能算是好的领导者。但人们常常忽视与此相联的另外一面，即领导者有没有主见与自信也是个重大原则问题。作为领导者自己没信心，怎么叫人对你有信心？自己没主见，遇事拿不出办法，或有办法而不敢决断，人云亦云，东倒西歪，今天这么着，明天那么着，怎么能保证政策的连续性和理论的一贯性？别人怎么能跟随和遵循？多谋善断，当机立断，历来是做领导的基本要素。这个素也表现为能够力排众议，坚持自己的意见，这个坚持在没有结果、是非未分时，也可能被人们认为主观。因此，领导干部主观、自满不行，没有主见和自信也不行。没有主见和自信的人干不成大事。自满和自信，主观和主见有时很难分辨和区分，它们有很多形似之处，真把它们分得很清也不容易，但我们在思想上必须明确，不能以反自满和主观为名，搞一些没有主见、没有信心的窝窝囊囊、随风倒的人上来，这是能否把班子配好的一个关键。
要深入学习理论、思考谋划研究工作、扎扎实实实践工作，就会有自己的正确的见解，并且不断的深入群众调研，就会有自己的真知灼见。自信是建立在不断成长进步，干事创业，做好工作的基础上。主观是听不见别人的意见，不管对的还是错的，这样的人肯定会做出错误的决策；自满是骄傲自满，也是不成熟的表现，这其实在平时工作中可以看得出来。
（八）要正确理解知识、才能与学历、文凭的关系。为了提高干部队伍素质，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我们必须注意干部的科学文化知识，正因为如此，这几年我们在选人员、配班子时比较重视学历与文凭。就一般来讲，学历和文凭可以代表或说明一个人的文化水平，应该说这是我们的一大进步，也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在坚持这一条的过程中，我们确实也犯过一些毛病，乃至因此吃了一些苦头，这就是我们有些人把学历、文凭看得过于神圣，过于绝对，似乎只要有了文凭就有了一切。其实，学历、文凭并不等于知识；文凭、知识也不等于才能；知识、才能更不等于贡献。而我们要选的是那些既有知识、有才能又能做贡献的人。什么是知识，概括地讲是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知识，具体下来，确实是一个非常宏大的领域，书本上的知识只是一部分；同时，书本也包括在工厂、家庭自学的书本。我们有许多人没有上过大学，看学历很低，要文凭没有，可是论对某一方面的了解，包括书本知识，比有大学文凭的人还要多，我们怎么能把这样的人排斥在外呢？四化建设既是个大考场，又是个大课堂，我国正在用人之际，切不可忽视这个课堂。至于贡献，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不仅联系才，而且联系德。不是讲"才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称之雄"吗？而胆力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因此，把学历、文凭绝对化不对，把知识、才能绝对化也不对。
这就是制定政策要十分注意，一定不能绝对化，有的人把学历、资历、经历看得过于绝对化，一刀切来处理。甚至有的在选人用人上有很多条条框框，看得很正规，可能很注意某一个方面，但是把其他方面的事堵住了，又引起了其他的问题。选人用人有方向、原则问题，但是绝不能一刀切，要给各方面的人才都有用武之地。
（九）要警惕嫉贤妒能。笑人之无，气人之有，这是中国流传久远、影响较深的一大毛病。现在一个普遍现象是表彰谁谁挨攻，宣传谁挑谁的毛病，因此许多人怕表扬，怕"曝光"。这是一个很不好的现象，如果不警惕并采取必要的措施，有能力的人就提不上来。我们是要坚持群众路线，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特别是基层广大群众的意见，但有时对有的意见也要加以分析。古人"忠直之于主，独立之负于俗"。忠直的人为了坚持真理常常跟领导有些争议，有独立见解的人常常跟多数人看法不一样。地球是圆的，开始创立这个学说的人，不是很孤立嘛！所以，马克思主义讲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不是"公认"或"多数人的意见"。不知道大家是否看过《基度山恩仇记》，你看嫉妒可以产生什么结果。其中有个长老，好像叫法利亚，以自私和嫉妒作为依据，分析推理主人公的仇人是谁何等准确。无数的事实证明，嫉贤妒能极大地影响我们社会的安定团结，影响了一些人才的发现、使用和发挥作用。我们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把克服嫉才当作大问题，提倡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提倡外举不避仇等等。管仲和齐桓公原来是什么关系？"射钩之仇"；魏征和李世民原来是什么关系？冤家对头。但管仲和魏征仍能被委以重任，难道我们还不如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头子？我们要提倡荐贤为公，不以个人亲疏为根据，不以个人好恶为标准，而应以大局为重，党和国家事业为重，广大人民的利益为重，并且表彰那些为国荐贤的人，警惕、抵制和批评那些搞宗派、搞小动作，不琢磨事、光琢磨人、专门琢磨干事人的人，以保证我们选人过程不出大的问题，换届工作顺利进行。
这一点尤其重要，我们要求实事求是，但是要做到实事求是，对上对下绝对会有不同意见，就可能引发一些矛盾，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是不容易的。但是如果不能为这些人撑腰，让坚持实事求是的人有所作为，对我们的事业来说是危险的。也要注意身边“躺平的人”，像许三多在草原五班一样，躺平的人往往看不惯扎实做事的人，草原五班躺平的人甚至想打许三多，阻止他坚持做积极向上正确的事，如果没有老马撑腰，许三多能成为一代兵王吗？如果组织不为像许三多这样的人撑腰，我们的事业会怎么发展。
（十）要使干部能上能下经常化、制度化。中国目前是个特殊的阶段，要一下子完全解决干部能上能下问题不大可能，但这个方向必须坚持，起码可以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规矩。新上来的大多是解放后参加工作的人，为什么同时期的人这个能上来做领导而那个就不行，原因只有一条，就是看谁能够给国家和人民办事。因此，凡能给国家和人民办事的干部，也就是称职的干部，可以接着干下去，否则就应该下来。这不是哪个人的问题，而是国家和人民的大利益。我们常讲不要占着茅坑不拉屎，不称职的干部要比占茅坑不拉屎严重得多，领导干部没有功就是过，没有成绩就是问题。现在领导都要讲工作，讲指标，讲效益，一个人的工作好坏联系到整个的局面；其实自己干不了，又不下来，对自己也是一种折磨。同时，在一个班子中，你不称职，又不下来，别人就进不来了，这不利于新的优秀人才的发现和锻炼。打破终身制，首先要解决观念问题，要宣传干什么都一样的观点。不是讲"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吗？能干什么就干什么嘛！有什么不好呢？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大小，不取决于职务而在于尽心竭力；只要全心全意，只要工作第一、他人第一、革命第一，就是个高尚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外国的政界大都是先在议会当议员，然后逐步参加竞选当总理或总统。我们现在是市委、市政府下来再到人大、政协，这样就注定了人大、政协的成员年龄都大。因此，我们想逐步地加以改变，由现在的单项改成双项，即人大、政协也要搞些年轻人。因为对有培养前途的年轻人，需要叫他们早些接触上层，在人大、政协锻炼一阵，得到提高以后，有的可以到市委或市政府工作。当然，还会有由市委、市政府退下来的到人大、政协。这就叫做双向流动，这样人大、政协也会增加活力。总而言之，要提倡流动，能上能下，能官能民，能干这个也能干那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