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害的提问难以避免，但只要头脑中绷着“无害”的弦就可大大减少。而相较于伦理层面的“有害”，技术层面的“无效”真的没那么重要。
在教学过程中，我敢于跟学员分享的提问技术都已经过了无数次实践，不但证明了无害，还得确保有效。
无害和有效是我所始终秉持的提问原则，尽管我并不总是强调。
十多年前，一位女性带着上初中一年级的儿子找我咨询，说做事拖拉，看书和写作业都精力不集中，看起来也好像不如人家的孩子机灵。在和孩子互动过程中我也的确感觉有些异样。为避免接下来的问诊造成伤害，我就让孩子去咨询室外等候了。
那个时候，我的头脑中还没有“等级诊断”的概念，甚至觉得没必要首先区分医学问题、精神医学问题和心理学问题，问诊是凭借自己（儿科）医学背景的勇气开始的。
好在，经验的欠缺使得我必须不能脱开规定的程序操作。对这样的孩子，其个人史资料对诊断价值我自然是知道的，于是就按教科书（三级，2012年版，第16页）上的要求把婴幼儿期的状况即“围产期、出生时的情况，包括母亲身体状况、服药情况、是否顺产”等问过了。
从母亲的回答中，我没有发现任何与孩子的问题相关的信息。
按说，此时应该继续询问孩子的童年生活（第16-17页），比如：
（1）走路、说话的开始时间。
（2）与大多数儿童比较，有无重大特殊事件发生，现在对当时情景的回忆是否完整。
（3）童年身体情况，是否患过严重疾病。
（4）童年家庭生活、父母感情是否和谐。
（5）童年家庭教养方式、学校教育情况，有无退缩或攻击行为。
可是，彼时彼刻我头脑中突然跳出来一个问题：这个孩子是否智商有问题呢？
遗憾的是，我没有直接问“您带孩子去看过医生吗”或者“您带孩子去测量过智商吗”，而是问人家：
“您在怀孕前后抽烟或喝酒吗？”
就在她说“不”的时候，我明显感受到了情绪的变化。但是，那时的我，依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话有什么不妥。
她说自己的老公喝酒，孩子大概就是在他酒醉的那天晚上怀上的。接下来，她就不再谈孩子而是历数丈夫的种种恶行，而且最后没忘问我：
“我儿子是不是一个‘酒精儿’啊？”
我没敢接茬，因为我意识到他们夫妻间的一个脓包被我这不恰当的提问给挑破了。
好在，尽管缺乏经验，但我清晰本次咨询的目标，而且控制会谈内容和方向的能力我还是有的。最后，建议她去带孩子去儿童医院就诊，排除医学问题后再找我。
让我至今愧疚不已甚至有些耿耿于怀的是，后来我知道她不但没去进一步诊断，而是直接以儿子智力残疾为由想法设法生二胎了！
这就是有害的提问。尽管难以避免，但只要头脑中绷着那根“无害”的弦，是可以大大减少的。
相比较于伦理层面的“有害”，在技术层面的“无效”真的就没那么重要，而且有效的提问方法是容易掌握的，比如首先确保每次提问都时刻围绕着咨询目标。
至于有效提问的水平高低，那是个技术活儿，只能取决于实践的次数和时间的长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