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 旅游是我老爸去的，文也基本是他写的，图也是他做的，我负责整理和搬运。
这是他独自一人第四次出国自由行，行程完全是自己搞定，经常去一些对我来说听到和没听到没有分别的地方。前几年去了一次尼泊尔，两次俄罗斯。
这次是去北美洲的美国和墨西哥，总行程超过两个月。
他基本不懂英语，读书时学过俄语，应该会说几句，沟通主要靠手机翻译和比划。
他快80岁了，前年检查出膀胱癌，手术之后进行了化疗，现在每天坚持跑5km，做俯卧撑和引体向上。
年纪越大，越想多看看这个世界，他说：宁愿死在旅行的路上，也不愿意死在家里！
是丈量世界?还是探索内心?或者两者一起?你决定！
年轻如我，努力吧！
北美三劫
被撞了，翻车了！
加州人爱开快车在美国是出了名的，即使夜间在有很多急转弯的山道上，他们也照开不误。我就领教了一次。
我离开红杉树（国家公园），沿着时分时合的1#公路和101公路向南行驶，目的是观赏沿途的海景，停停走走，到晚上天大黑时到达一个很繁华的小镇。因为没有提前预定，就沿街寻找旅店。旅店倒不少，可家家天价，动辄一百几十“刀”。我回到车里上网查找，看有没有便宜点儿的，最后通过《Booking》订到一家叫Economy inn（经济酒店）的汽车旅馆，每晚$55.5，距离这个镇30公里。我虽然感觉还是很贵，但是比起刚看到的那些便宜太多了，30公里吗，开车倒不算什么。没有料到这30公里都是山路，一个弯连着一个弯，还都是急转弯。我不敢太快，只比路边标志上的限速快一点点，结果屁股后面还是跟了一串车。每当经过可以避让的地方，我就靠过去，那一串车立刻飞一般超过我远去，倒也相安无事。可是这样走着走着，在一段路上好长距离总也没有超车道或者可避让的地方，后面的车越来越多。虽然加州的交通规则规定：后面的车达到5辆或以上时必须避让，但当时让无可让，应该不受此限，只是我觉得堵着人家总是不好，想快些赶到下一个有超车道的地，所以也越来越快。刚刚转过一个右转弯，在大灯的照射下，在黑暗的前方，路突然又在向左转，我正要减速，对面突然转出一道强光，照得我什么都看不见了。我之前已经看到前面的转弯，本能地踩刹减速，说时迟那时快，车身一震，一声巨响，我似乎腾空而起。等我定下神来，发现虽然我的屁股还虚挨着驾驶座，手还紧握方向盘，身体却是橫位，上身被安全带吊着，左边是车底，右边是车顶，外面什么都看不见。发动机还在响，大灯继续射向远方的黑暗，我明白车已经侧翻了。
我试着开驾驶座旁的门，打不开；解开安全带，爬到车后部，后门顺利向上打开。一看，前后公路上已经停了十几辆车，在我车旁有几个人，七手八脚帮我爬出车跳到地上。我左右转头向周围看看，发现这里正是向左左拐弯儿的地方，我的车向右侧翻，顺着路的方向，倒在公路右肩外山体的石壁下。我的车后面停着另外一辆车，好像是辆敞篷跑车，大灯的玻璃已经碎得所剩无几，倒还亮着。看来是它追尾把我顶翻了。我稍稍动动四肢，没有任何不适；又看看身上，衣服完好，也没有血迹什么的。身旁几位帮助我的人对我说话，我只能不断“thank”、“my Chinese”和“English”加摆手。这时，一位年轻小姐一只手拉我一下，另一只手指一下后面那辆敞篷车，又指指她自己，说“Sorry”，然后看了我前面看我后面，摸一下我胳膊又摸腿，还一劲儿“Ok?”我当然明白她意思，气的我一甩胳膊：“去你妈的！O什么K!”她当然不懂，还是“Sorry”。（当时我对这个意外确实有点不知所措，正在想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很烦，但居然会对一位美丽的金发碧眼小姐爆出粗口，说明我根本不是个绅士。特此“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时围着的一位先生拍拍我的肩膀，指指翻倒的车，又向我晃晃他的手机。我明白，他要替我报警。
十几分钟后，就有两辆警察闪着警灯、鸣着警笛飞奔而来。一辆停在对面的马路边上，另一辆停到我的车后十几米处。警察们到我的车和那辆敞篷车周围观察了一阵，后来其中一位摆手示意，让我和那位小姐跟他走到后面的警车前。他查看了我的驾照、护照和那位小姐的证件，拿出一个本子放在警车车头上登记了。他先问那位小姐几句，也记录了，然后拿出手机打电话，向对方说了几句以后交给我听，电话里对方用中文向我说：“我是翻译。警官会把他的问题告诉我，我再把他的问题用中文告诉你；你回答我，我再告诉他。明白吗？”我说“明白。”问话就这样开始了。依次问：有没有受伤？感觉身体有什么不适？需要去医院检查吗？发生事故的经过？发生事故的原因？喝酒没有？超速没有？系没系安全带？等等，警官一边问一边在本子上记录。问完，这位警官又测试我的视力。他把笔竖起来举到我前面左右移动，我随着他的笔向左右转头看，他摇手“NO，NO”，示意我看他怎么做。他一手按住自己的头顶，表示头不要动，再左右移动笔，只让眼珠随着笔来回看，然后示意让我照做。他忽快忽慢地左右移动笔测试我，这回说“OK”了，又记录。随后他拿起手机再次通过翻译问我：还有什么需要帮助？我说需要一个事故裁定书，以便向保险公司索赔。他听完翻译的话，拿出一个约8公分见方的小本子，填写一阵后扯下一张交给我，通过翻译回答，大意是：“裁定书要十天后完成，保险公司会来取，你只要把这个交个你租车的公司就可以了。”“我现在通知拖车到这里来，你需要在这里等它，拖车会把车拖走，同时把你送到你住的旅店。”我接过来看，他填写的大致是时间、地点、车型、车牌号等等，最下面是他的签字。（后来我用手机翻译上面印的字，好像是警局的名称、地址和电话、事故类型等项目。）我又提出，估计我的车还能开，能不能不拖，由我自己开走？他通过翻译答复：不行。你的车翻倒过，不经过专业检测不能保证安全。
这时那位小姐向我扬扬手，说了声“Sorry”，径自开车离开了。她的表情和举止很轻松，好像根本没把刚发生的一切当回事。
拖车来了，下来一位中年胖子。他先到事故车前查看，车的发动机还在响，大灯还亮着，甚至车轮也还在转。我要过去看看，那位警官制止了我，示意我不能再靠近车。胖子并不打开车门，抡锤子直接把车窗打碎，伸手进去灭火、关灯、拔钥匙，然后橫向挂好钢丝绳，用拖车上的卷扬机，把车拉回到四轮着地的状态，又重新挂绳，把车拖到路面上停住。他过来和那位警官说了几句话，接着请我上了拖车的驾驶舱。他开着拖车，后面拖着我的车，在这条转来转去的夜间山路上，居然大大超过限速飞一般跑，一直开到一个镇内我预定的汽车旅馆的大院儿里。
我下车后，他给我一张卡片，上面印着拖车公司的名称、地址、电话和他本人姓名等资料，背面有他自己写的被拖车的号牌号和当天的日期。
第二天我乘《灰狗》到旧金山找到我租车的《DOLLAR》，把警察给的小纸条交给《DOLLAR》前台的值班人员。交涉也是通过电话由一个翻译来回转述，他对我说，出险后应该给他们打电话，他们会安排自己的拖车去拖，否则他们不能承担拖车费用。我投保的是全险，并没有必须由谁拖车的条款，所以我立刻给国内我预租车的中介《租租车》打电话交涉，《租租车》又立刻打电话和《DOLLAR》交涉。结果，《DOLLAR》前台同意由他们承担拖车费用。
至于换车，《DOLLAR》向我提出一个建议：按已经发生的实际用车天数重新计算租车和保险的金额，结束前一段的合同，再按此后需要用车的天数另外订立新的合同。我想了想，这等于重新租一部车，租车总天数越多越便宜，这样做，由于分段计算，可能会增加少量费用；好处是，以后万一发生大事故，不会由于这次事故影响理赔限额。《DOLLAR》大概有它的小算盘，分段计算它会增加一些收入，又可以减少麻烦，反正理赔是保险公司的事。这个办法对我应该利大于弊，所以痛快地同意了。很快，我又领到一部车，开出旧金山，继续我的西海岸之旅。
此前我租的是一部很新的《尼桑》，此时换了个《现代》，这两部车基本属于同一档次。这个《现代》的车况也不错，不过开了几天以后有了个比较：论行驶和操纵性能，《尼桑》明显优于《现代》；在附属设备方面，如后备箱、仪表显示、电源座、座椅、储物盒等等，《现代》确实更方便。
重要教训：在加州开车，只要自己的速度在允许的范围内，无论后面挡了多少车都不必理会。每隔一定距离会有超车道，及时靠右行驶即可。有的地方有停车带或者很宽的路肩，也能避让。老美们的观念是，在速度不违规的情况下，你有选择快或慢的权利，快也好慢也好都很正常，所以他们被挡住也安之若素，更不会强行超车。
在华盛顿，被抢了！
事情发生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一个黑人区。这个区很大，人口也很多，位于国会山附近。实际上，国会山和美国国会大厦是两回事，不但距离非常远，市况和治安也大相径庭。晚上八点以后，这个黑人区的街道就路静人稀了，但在各处常常可以看到十个八个黑人青年聚在路中间聊天、说笑、抽大麻。这一带没有多少商店，买东西很不方便。我去过一个餐馆和一个小超市，它们的外间和里间都用很厚的透明材料从屋顶到柜台完全隔开，中间有一个里外转的铁抽屉，转到外面时顾客把钱放进去再转到里面，老板取出钱，把商品或者饭菜放进去再转回外面给顾客。治安状况可想而知。
我在纽约时预定了这里的一个“家庭旅馆”，但并不知道这里的治安如此糟糕，甚至也不知道是在黑人区。2016年10月14日，我乘《华联》长途汽车从纽约来到华盛顿，下车以后又改乘公交汽车，这时天已经黑了。公交车走了很长时间。后来才知道，其实距离并不很远，估计也就是半小时的步行路程，慢就慢在公交车在郊区的站点儿分布太密，站与站近得不能再近，车刚一启动走起来，就要立即滑行准备靠站、上下人。我心里瞎猜过，这难道是为了乘客上下车离家近可以少发生意外吗？居住地附近大多是邻居或熟面孔，应该相对安全些。这是后话。当时我稀里糊涂坐着车里，靠了40多个站才到达。
按“家庭旅馆”的主人在《Airbnb》上提供的信息，旅馆距离公交车站只有300米，我下车后却怎么找也找不到。好容易看到一个行人，是一位背着书包的黑人小姑娘，也就十三四岁，不知为什么这么晚还在街上走。我给她看我提前写好的旅馆所在街道的名称，向她问路。她说了几句，我只能照老套路“English”加摆手。她拍拍自己的头，向后小跑到路口，左右张望，又跑回来，两臂张开摇摇头，傻傻地看着我。这我倒明白：没戏！诚恳地“thank”了她。
街上既没有行人也没有出租车，我只好向各方向都走一段查看路牌。在一个路口，看到有一个方向的路中间有一圈青年黑人，旁边停着几辆汽车，路灯倒是很亮。我过去把手机上记录的地址给他们看，他们七嘴八舌议论一番，好像也没议出结果。这时一辆白色的越野车开过来停在路边，下来的人和这些黑青年很熟，又打招呼又互相让烟。这人大约三十岁左右，很瘦，夜里分不清是白种人还是很白的黄种人，但绝对不是黑人。瘦长脸，高颧骨，面无血色，是一种病态的灰白，留着几绺山羊胡子，像中国老道士那种。我觉得他一定是个“瘾君子”。有一个黑小伙子指着我向他说了几句，他走过来主动看了我手机上显示的地址，然后眼珠左右转，好像在想，同时平举着的手不时在他自己前面转弯划动。最后微微点了一下头，掏出手机，点了一阵拿给我看。上面已经翻成的中文是：这个难找，我的车带你去，要10美元。我心想，明明是300米，花10美元太冤枉了吧。但我找了一个多小时愣没找到，国内拉客住店的都会把天边儿说成眼前，难道美国老板也会使这招儿？心里有点儿二乎。又想，这么晚了，再找不到就麻烦了。我答应给他5美元，他摇摇头走开了。我离开他们，走了十几米，终于作出决定，又走回来，答应给他10美元。
一个比我高、很壮实但还是娃娃脸的黑小伙儿拉开后车门上车坐下，表示他也跟去。山羊胡子坐到驾驶座，招呼我上车。我心里嘀咕，这个坐法对我不利。我没法向他们解释，只能连比划带拉，让那个黑小子坐到了副驾座，我独自坐在后座。汽车向一个方向开了好一会儿，又左转，走不远，右转进入一个很窄的街道，那个黑小子下车打开电筒查看路边住户的门牌。以后，车总是慢慢走，黑小子不断查看路边的门牌。快到这条路的第三个路口时，黑小子把我招呼到路右侧一栋房子前，门牌号正是我要找的。我综合车走的路线和大致方向在心里分析了一下，这里可能离汽车出发的地方并不远，刚才只是绕到这条道最远的路口，又开回到离那里最近的路口。门上有一个电子密码锁，推不开。敲了几下门，里面一个中年黑人打开门把我让进去。我放下箱包，出去给山羊胡子送去10美元，他收了钱开车离开，我也回到房子里。这时又有人敲门，那位黑人开开门，原来是刚才那个黑小子，他还要跟我再要5美元。我想了想，不管真假，他毕竟帮我找了一阵门牌，决定给他三两块。我掏出钱夹……事情马上发生了，他一手叉向我的脖子，我空着的手本能地一挡，他另一只手趁机一把夺过我的钱夹就往外跑，头一步把一个地桌踩碎了，接着往门外跳，我在后面追，但我忘了门外的台阶，外面又黑得看不见，一脚踩空扑倒在草丛里。我立即爬起来继续追出街门，看到山羊胡子的汽车就停在大约二十米外，后门开着。黑小子跳进车里，车立刻加速跑了。
我回到屋里，请那个开门的黑人替我报“911”。接着，我算了算损失，大约有70多美元，还有身份证和信用卡、借记卡各两个。立刻给国内的儿子打电话，委托他尽快和银行联系，为那几张金融卡挂失。又在心里估算剩余现金，剩余的现金支持到回国应该还满够用。
这时又有人敲门，是“911”一男一女两位警察。他们也是用手机通过翻译人员和我沟通。一开始，手机里对方操着外国味儿的汉语问我：是粤语还是普通话？我说是普通话，手机里立刻换了另一个普通话很标准的人。问的问题都在我意料之中，在我看来不过是走过场罢了。最后，男警官说：按我的描述，罪犯出发的地点和这里应该分属不同的行政区，再加我提供的信息太少，关于罪犯的年龄、外貌、身高、衣服、口音等特征都不明确，估计很难破案。询问结束，让我在笔录上签了字，又给我一张纸，上面印着警局的地址、电话和经办人等。他告诉我，有问题可以去警局咨询；发现新的线索要及时告知他们。
第二天我在这个黑人区转了半天。附近的大片黑人区里的住宅都相当不错，个个是独立小洋房，有小花园，院里停的汽车档次也不低。接着我找到昨天夜里问路搭车的地方，路边都是公寓式的低层红砖房，大概是低收入黑人的居住区。离我住的“家庭旅馆”确实只有几百米远。
我住的“家庭旅馆”有点儿诡异，住了几天从始至终没有见到主人或老板。门上的电子密码锁的密码，都是前客传告后客。每天有一个清洁工来打扫房间，是个来自阿富汗的难民。“旅馆”房间里，迎门有一张很宽大的双人床，床左侧有桌子、盥洗盆和卫生间；右侧用木板隔开一部分，里面有个大双人床，我订的位置就是这里。旅馆”的房门里面是一条通道，通道右侧有两个小房间，每间里只有一张单人地铺，地铺旁有半米宽的条形空间。第一天夜里给我开门的黑人就是门旁那个小房间的住客。房门外和街门之间是“花园”，但只有些杂树野草，有的草开着淡蓝色的小花。从外面看，小洋房还是不错的。
有一天，对着门的双人床住了两个中年黑人，晚上又来了两位黑人拜访他们。看来黑人很喜欢交际，他们热烈交谈着，不时哈哈大笑，一直到夜里两点多还没有停止的苗头。我的空间的隔板只有一人多高，隔板里外共享房顶一个大灯的灯光，开关在我这里。我不便提醒他们，只好把灯关了。几位黑人立刻停止说笑，都很客气地向我这个方向说“Sorry”道歉，来的两位客人便和住客道别，很快离开。这几位虽然不大懂事，倒的确是正经人。
又一天，“旅馆”只有我一个人，其它床位都空着。夜里11点左右忽然有人自己按了密码开门进来，是一个顶多十六七岁的黑人姑娘，面目清秀、身材苗条，在黑人里可算的上是少见的漂亮女孩。她在进门的第一个小单间倒头躺下，但是始终大开着房门。我夜里12点多如厕，看到那小房间的门依旧大开，出于好奇往里膘了一眼，她还睡着。我第二次如厕已经凌晨4点，再次看向那个小房间里，黑姑娘已经不见踪影，她进来时带的包和杂物也不见了，看来早已离去。我猜不透她是什么人，小小年纪的女孩深夜独自住入旅店，后半夜又匆匆离开，而且还是在这个很不安全的地区。也许因为国情不同我无从理解吧。
因为带的现金还够用，本来不是必须用信用卡了，但是后来到图森租车，没有信用卡不租给我，只好委托北京的儿子寄过来一张。《联邦快递》寄的，很快，从北京到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图森市，隔一天就寄到了。只是计算这次华府一劫的损失时又增加了人民币三百大元。
重要教训：
1.在陌生地方，夜间尽量不外出；
2.在偏僻环境，与形迹可疑的人要保持安全距离；
3.时刻警惕，在可能受到侵犯时，及时判别危险的性质和程度，提前做好应变或反击的准备。
4.不把钱放在一处。不经常用的证件和金融卡不随身携带。
对于这次被抢，我的在加拿大的外甥总结：老人、外国人、不懂英语、夜间、黑人，这些不利因素都凑在了一起。
我自己总结是：“机缘”凑巧。
1.为什么那么晚才到华盛顿？
原因：那天在纽约，箱包都收拾好了，准备退旅店去华盛顿，却忽然找不到房东给我用的两把门钥匙了。到处都找不到，又打开收拾好的箱包找。足足耽搁了两个小时才得以成行。
2.为什么自己找不到预定的“家庭旅馆”？
原因：我用的导航软件是《谷歌》，在网络正常时非常好用，但离开网络就不行了。我计划到美国63天，可是买的两个上网卡是每个30天，而且需要提前在国内定好开通的日期，只好在两个30天之间留3天空白，而到达华盛顿的那天正好在这不能上网的3天里，《谷歌》不给我导航了。提前下载了地图也不好用。
3.为什么不多用手机翻译软件与当地人沟通？
原因：我的手机是三星NOTE4，来美国以前才得到。原来的电池完全不能用了，又在网上临时买了一块，几乎没来得及试用。到美国一用，发现只能续航半天多，即便尽量节省着用，到晚上也没什么电了。而且，我用的《有道翻译官》也很依赖网络，不能上网时，即便提前下载了“离线包”，翻出的话往往也乱七八糟，甚至非常可笑。
4.为什么不用移动电源充电？
原因：带了3根充电线，有两根出了故障，剩下的一根也接触不好。在固定场所可以用东西压着插头充，在外面就要人坐好用手扳着充电插头充，所以很难及时充电。
以上几个因素，特别是1、2两项凑巧发生在这同一时间。
瓜纳华托，被抢未遂
瓜纳华托是墨西哥的一个小城市，在首都墨西哥城西北，距离墨西哥城370公里。海拔2,083米，人口7万（2015年），始建于1554年，十六世纪曾是世界最大的银矿中心之一。整个城市沿山而建，街道盘旋曲折，不时从地面穿入地下涵洞，不时又穿出来。小巷密布，最窄的甚至两人相对只能侧身而过。到处是五颜六色的西班牙式建筑和教堂、剧院等。街头巷尾常可见《唐·吉坷德》的铜制雕塑，有的还有他的瘦马和忠仆伴随。1988年，瓜纳华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为世界遗产。
11月1日我从墨西哥城来到瓜纳华托。第二天观赏了古老的胡亚雷斯剧院、圣母大教堂、瓜纳华托大学和浪漫的亲吻小巷，中午在联合花园吃了这里很有名气的牛排。饭后，我坐缆车上到市内最高的山上。山顶有个高大的皮毕拉塑像，正式名称是皮毕拉纪念碑。其实，多数人不是冲着皮毕拉上来，而是因为在这里可以俯瞰漂亮的瓜纳华托全景。站在这里向山下望去，面前180度范围内就是五颜六色的瓜纳华托和它的天空，城内的剧院、教堂、大学等建筑都清晰可见。纪念碑周围有不少小贩，卖各种食品的、纪念物的、照相的，很是热闹。还看见一个日本人摆地摊当场写汉字卖，居然也有不少人买。下午两点多我准备“兴尽而去”，但觉得坐缆车上来再坐缆车下去未免单调，决定从旁边一条山路步行下去，领略领略“山阴道上”的风光。
一路上都是还算宽的石砌台阶。路右侧是往下的山坡，路边有栏杆或铁丝网防护；左侧往上大部分是树丛，路旁零星有墨西哥人的住宅。山路很僻静，很少有行人，说不上有什么景致。手里提着照相机，但没有什么值得拍的。大约已经走了一半时，我看到前方路右边的地上坐着一个人，近些了，看清是个20多岁的墨西哥人。这种坐在路边的人很常见，往往是流浪汉或乞丐。但是很不幸，这个人不是。我快到他身边时，他一跃而起，抓住我的相机就抢。我当然不会放手，两人都用双手争夺，我上他下，势均力敌。因为都站在台阶上抢夺，立脚不稳，拉扯中一起往下山方向摔去，我只好顺势用右肩撞向他。他倒下时放开了相机，倒下后马上双手撑地要爬起来。我已经倒在石头台阶上，看见他要起来，情急之下举腿拼力向他踹过去。他被踹得往下滚了几级台阶，爬起来就往山下跑。连跑带跳，跑几步又摔倒，又爬起来跑，跌跌撞撞的，最后跑得不见了踪影。
我定定神慢慢爬起来，右额头不断往下滴血，可能是倒下时撞到了台阶的边沿。这时听到有说话的声音，接着有一男两女从上面的弯道转出往下走来。他们看到我的额头在流血，连忙找出纸巾为我擦拭，又把伤口按住。男的会说简单的汉语，我把经过说了，他们惊诧不已。一个女的去敲路旁住宅的门，出来位墨西哥女士，她看到情况，立刻回去取来医药箱。几个人都上手，擦伤口，消毒，贴创可贴，忙了一阵。男的拿出手机为我报了警，他对我说，警察让我们先去山下找医院处理伤口，警察随后就到。一路上我和这三位交谈，他们都二十多岁，男的是巴西人，虽然没有到过中国，但因为工作的关系学了一些中国话。一位女士是白种人；另一位女士是东方面孔，男的对我说她是日本人，但她却自称是巴西人。我猜她可能是一位入了巴西国籍的日本人。我没好意思问他们之间的关系。我跟着这三位到山下，先后去了两个医院，此时已经是下午5点多，两家医院的医生都已经下班，只有护士，也都没有值班的急诊。不多时，一男一女两个警察来了，做了笔录还照了相。听说医院没有医生，他们用电话又叫来另外两位警察，也是一男一女，估计是上一级的警员。新来的两位重新做笔录、照相，然后开车只把我一个人载到警局。警局里有个医务室，一位女警医检查了我的伤口，说没有大碍，重新处理和贴敷一番。之后，送我来的两位男女警官开车把我送到我的住处，一直送进我的房间里才离开。
警察刚离开，就有人敲房门。来者是位二十多岁的中国姑娘，她说她是住在一楼的房客，遇到下楼的警察，得知楼上有人被路劫，而且是中国人，特意上来问候一下，问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我告诉她我有惊无险，谢了她的关心，然后请她到阳台上，一起在排椅上坐下聊天。她来自台湾，没有到过大陆，通过墨西哥大学和台湾大学的交流计划来到瓜纳华托，在瓜纳华托大学教中文，已经两年了。刚来时不会西班牙语，用英语教，一边教课一边上夜校学西班牙语，现在已经可以用西语教中文了。我问她，是不是这里的收入比台湾高才来的？她说比台湾低得多，她只是想到异国他乡来闯闯。我又问她，一个女孩儿单身到这里工作，家里放心吗？她笑着说家里兄妹五个，孩子多了，家长就不当回事了，愿意去哪里去哪里。（真的？还是自我调侃？）我们聊了一两个小时，天南海北什么都聊。
辞别时她说，在这里轻易没有人和她用中文聊天，很寂寞，真高兴能遇到我这位长辈和她谈了一晚上，应该谢谢我。还问我有没有吃的，她要送些来。
我从墨西哥城来时买的是往返票，次日，我按票面时间提前到瓜纳华托汽车站，等候9点的长途车。忽然后面有人拍我肩膀，回头一看，原来是昨天帮助我的巴西朋友。我以为他也是来等车，他说不是，昨天和我交谈过，知道我今天9点回墨西哥城，特意来看看我的伤口情况怎么样。我很感动，和他紧紧拥抱了。分别时我们互相加了微信。他的名字叫：Erik Guerreiro,家乡在巴西的巴西利亚。
重要教训：
1.这次遇到的这类劫匪和流浪汉或乞丐有明显区别，后者身边或多或少都有行包或被子或盆碗等杂物，前者是空身不带任何累赘。
2.远远看到这种可疑的人，应当放慢脚步等待后面有别的行人时一起走；等不来别的行人就果断地往回走，一边间断回头观察该人的动向。
3.实在躲不开时，提前做好准备。比如把手里拿的相机背到身上或者放到背包里，再把可以威慑对方的东西如登山杖、结实的自拍杆、水果刀、大螺丝刀、辣椒水喷射器、可以击打用的电筒、洗衣粉等，无论什么，只要方便取出又可能有点儿自卫作用的东西准备好，拿在手里。
警察和“城管”
“躲不开的”警察
我在加利福尼亚租车开了21天，“不幸”被美国交警“处理”了三次，原因主要是，在应该拐弯的地方，那个导航提示偶尔会太早或是太晚或是不明确，一犹豫入错了道，就可能有警车“呜呜”响着追过来，挺吓人的，美国交警可都是腰枪实弹！他们无一例外，都是让你靠边停下，不准下车，双手要扶在方向盘上听候命令。
第一次就是这样，我扶好方向盘听候指令，那个警察很愤怒地指责我的违规行为，并让我拿出驾照（我持有中国驾照和翻译件）。对他的指责我一句也没听懂，只好一边“Sorry, my Chinese”，再一边“English” 一边摇头。这是我所会的几个很宝贵的词汇。他审核完我的护照和驾照，态度明显缓和下来，耐心地比划示意，说明我犯了什么规。其实我完全知道我错在哪里，所以一边点头，一边把胳膊弯过来做路，用手当车，比划应该怎么走、不应该怎么走。他可能以为我是看了他的表演才明白的，高兴的笑了，连说“ok”。就这样安全地闯过一关。
第二次“遭遇”，那个警察很严厉也很认真，发现我不懂英语，看完证件后立即打电话。很快，来了一位很帅的华裔青年警察，我对他说：在中国的路口，在其它方向没有放行的情况下是允许掉头的，他有些疑惑，问“真是这样？”我说“是的。很对不起，我来美国虽然学了加州的交通规则，但没有注意到对这种情况的规定。”他不再提违规的事，和我聊了几句诸如来自中国哪里、做什么工作、美国有没有亲人之类，然后对那位白人警察说了几句鸟语，我就被OK了。说实话，我至今也没明白那次犯了什么规。
第三次前面说了。
总之，三次“遇险”都还算幸运，钱包始终没有损失。
遭遇“城管”
9月21日清晨，我在旧金山一个小街道路边停下车。停的地方对着一户人家的车库。旧金山很多居民在楼下都有自己的车库，如果有人停车挡住他车库到街道的通路，他就报警，警察会把违规的车拖走并进行处罚。对这个规矩我还是知道的，只想暂时停下查看路旁的交通标志。用手机翻译了标志上的英语，大意是：每周一，早7:00-10:00清洁街道，禁止停车。这一天是周二，应该可以停车。我开车离开这里，来回找车位，结果在对面不远找到一处，于是停车入位，下车抽烟，等待附近商店9:00开门。不大时候，又有一辆车开到路边，下来一个穿制服的黑人，他指着路边的一个标志对我说了几句，我过去又用手机翻译，大意是：每周二，早7:00-10:00清洁街道，禁止停车。上帝老天爷！这么窄小的街道，两侧的规定竟然不同！我赶紧回去，想把车移走。那个“黑裔”人却立即开了个单子，放进一个信封交给我。我估计是罚单，想辩解，他理也不理，径自往路边停的一溜车上逐一放罚单。我用手机翻译这个“疑似”罚单，果然不错，写的是车牌号若干，于某年月日时分，在某处如何如何，须在某时间前把罚款 $71放入此信封寄出。信封上的地址是旧金山市某机关某部门收。$71！这可是四百多￥啊！
我把这事和罚单照片发到微信上，儿子和外甥各家几乎全体都非常关心，纷纷出谋划策，甚至儿子在美国的同学都提供了建议。最后我集思广益，综合了大家的意见：一. 打官司不现实； 二. 我租车的时候，合同上有一条款：还车以后，车行要在一定期限内冻结信用卡一部分款项，以防租用人有尚未缴纳的罚款。反正最后也是扣，滞纳金爱有没有，它能扣就随它扣。决定不理它了。
接下来，我在西海岸转了一圈后还了车，又飞芝加哥，转大瀑布、东海岸。在华盛顿时又想起这件事，还是心有不甘，决定申诉。我是英语盲，用手机翻译很难写篇像样的英语信，但我想，旧金山几乎三分之一是华人，虽然大多说粤语，但市长要在市政府里找个能看懂中文的人肯定很容易，也说不定他（她）自己就懂中文，于是写了一封中文申诉信，在10月18日给旧金山市市长寄去了。
申诉理由：
一. 当时我就在车旁边，那个工作人员完全可以让我移开车，而不应该只是开出罚单了事，不顾及被罚车辆是否继续停放影响清洁工作：
二. 我不懂英语，那个工作人员有责任想办法使我明白他的意思。
最后我指责该人工作方式简单、粗暴、不负责任，请求市长先生撤销处罚书。
寄出申诉是“尽人事”，结果如何就只好“听天命”。办完了，在心理层面上，这件事似乎就和我没有关系了。
回国一个月后核对信用卡账单，发现没有支出过 $71这一笔钱。是罚款机关没能及时扣到钱？还是市长先生收到我的申诉进行了干预？没办法知道。
回想起来，倒是寄信的过程令人难忘。可能因为已经很少还有人利用传统的邮递方式寄信，所以在华盛顿很难找到邮局。几经打听，走了不少路，终于进入一栋很高的大厦，我按门卫指给我的大致方向往里走，直到一个半圆形办公台前再次打听，里面一位黑人女士听了，转出来让我跟她走，七拐八拐，又上又下，一直把我领到地下室一个门前才回去。这间地下室里四周有架子，上面摆满了各种信封、明信片、信纸，柜台里陈列着各种面值和图案的邮票。我在架子上挑选了一个信封和一沓信纸到柜台前买邮票。柜台后面是一位中年女士，她看看我纸上写的地址，然后把我拿过来的信封和信纸放到一旁，另外取出一个印好邮票的信封和几张信纸给我，示意写好交给她。办完以后我算了一下，一共只花了几十美分，比用我自己挑选的信纸信封节省了好几美元。
多年来，我经常面对已经“格式化”了的工作人员，很习惯了，此时却感觉好像接触了“异种”。在走出这个邮局走出这个大厦时，不由得摇摇头大喘了一口气。
附录
附录1：遇险杂谈
有一句俗语：“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这句话说的是意外灾难，但也附带道出了一个事实：危险无处不在。坐飞机、开车，过马路、逛商场……等等受伤、遇难的事例时有所闻；更有吃饭喝水中毒，突如其来的传染病，呼吸M2.5造成气喘……，连同地震、水灾、风暴、战祸……，举不胜举。危险不单无处不在，而且五花八门、防不胜防，个人只能适当规避，没办法预测，也没能力掌控。出门儿旅行不过是临时换换生活环境，还是在人间，自然也不会例外。所以，我把在旅途遭遇意外危险的过程，定义为“迎接命运”。每次安然度过危险离开那里时，我都会“阿Q”精神大爆发，哼着一首老歌：“谁——能阻挡！谁能阻挡——那黄河——的万里奔流！谁能阻挡我——们——前进的脚步”。我甚至想，人活的只是“感觉”，这些异常经历的意义，也只在于感觉，可遇而不可求，就是花钱也很难买到。
我的老姐姐问我，一个人去外国玩儿，万一发生意外怎么办？！我的看法是，那就是死得其所，比在医院里打着吊瓶、插着氧气、说话含混、意识越来越模糊强得多。我最不希望出现的临终状况是不死不活，给亲人们添心窄，可是即便不出门旅行，类似情况也完全可能发生，虽然原因不一定一样。
不过呢，出门毕竟不比在家里，多一些预防措施，多一些心理上的应变准备绝对必要，遇到情况时可以把平安的概率最大化。
附录2：小议美国黑人
去美国前我对美国黑人没有恶感，可是也不喜欢，这也许是因为黑皮肤与我长期形成的审美观相悖。在美国的两个月期间，得到过很多人的帮助，其中不少是黑人，有老有少有男有女。他们不图回报地帮助我，有的更是帮人帮到底。我和他们接近过，拥抱过，简单交流过。现在自我审视一下，好像潜意识里对美国黑人的观感已经发生变化。即使期间被黑人抢过，可是对这个群体却厌不起来，憎不起来。在我的意识里，美国黑人已经和我一样只是“人”，肤色的“黑”只剩下“颜色”的含义了。那些好吃懒做、吸大麻的黑人青少年之所以如此，似乎和教育水平与低收入之间的恶性循环以及他们自己的家庭传统有关。其实我们身边也不乏类似的案例。
从肤色深浅、脸型、头发的颜色、头发是直的还卷曲的等很多外部特征看，美国黑人不都一样，因为他们的祖先来自非洲的不同地域和不同民族。至于他们心里现在还有没有相互不是同一民族的概念，我不知道。也许有社会学家研究过或者正在研究这个问题。
和很多民族一样，美国黑人绝大多数都很善良，但也有他们的特点。他们乐于助人，可是很多黑人也会毫无愧意地向别人索要。在美国有很多次遇到黑人向我要一支烟抽，有时是在我向他问路之后，有时只是一起在公交站候车或正坐在公园同一长椅上休息。我在新奥尔良住的家庭旅馆对面是一家黑人，房子和汽车都很漂亮，应该不属于低收入阶层。有一天傍晚，我从外面回来，那家的男主人正在屋外路边闲坐。入乡随俗，我和他互相打了个招呼。之后，我走近他，想用手机翻译交流交流看，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示意让我给他一支烟。后来有一天我忽发奇想，路过一个广场时在双人长椅上坐下，希望等来一个黑人。不多时，正好来一个黑人坐到我旁边。我伸手示意向他要香烟，他毫无难色毫无异色的给了我一支。这说明了什么呢？他们“要”的心理都一样吗？“要”和“给”的心理一样吗？
在拉斯维加斯，我寻找枪械商店，想过过枪瘾。美国城市里都有枪店，手枪、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一应俱全，而且附带有打靶的地方。外国人不能买枪，可是花点儿钱打靶没有问题。中间向人问过几次路，有一次是个年轻的黑人。他背个不大的双肩包，也就十六七岁的样子，穿着朴素整洁，说活举止像个守规矩的学生。他不但告诉我怎么走，还特地领我到下一个路口把方向指给我。我对他“thank”了，他却没有立刻转身回去，呆了呆，犹豫着做了一个往嘴里送东西吃的动作。我的反应不够快，也犹豫了一下。他见我犹豫，面露愧色，说声“Sorry”转头就走。我赶快追几步，拍拍他的肩，又用手掌向下虚拍了两下，示意他原地等等，之后我取出午餐剩的五六片面包……。我知道我的犹豫伤害了这孩子的自尊心，为没有更多的食物，诚恳地向他“Sorry”了。
这种“索取”，我想，也许是历史给这个群体留下的一种“习惯”、一种“传统”，也许含有互助的因素。按时下国人的摩登用语，也算是一种“文化”吧。
我还接触过几位美国印第安人，他们的性格和观念和黑人大不一样，他们大多也很善良，而且很勤劳，但自尊心和独立性非常强。我推测，他们绝不会轻易向不认识的人索要什么。
-END-
《古稀老人，独闯美洲》
之4：北美三劫
之5：感谢感恩
之6：在墨西哥
《做更优秀的自己》公开课
BeABetterU
重构认知突破自己
影响环境改变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