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笔记（三）
三个和尚究竟有没有水喝？答案是有的，任何组织都难逃“搭便车”这种组织顽疾。然而倘若有一天天下大旱，只有和尚住的山上有水，想必和尚们自会打水打到手软了。然而这样的机遇并非天天都有，山西刚打出石油的时候几乎家家都发财，“站在风口上猪也能飞上天”，高收益燃烧着经济人的热血并暂时掩盖了组织问题，然而随着产业利润下降，当相容集团变成了排外集团，直到水井被舀干，三个和尚就又要陷入之前的轮回，除非他们又发现了新的“理由”去燃烧自己的创造力。搭便车行为有时候对一个组织的成败是具有决定性的，比如罢工中有人复工，罢工就要失败。然而在更广阔的，增加收益而非流血牺牲的激励下，搭便车反而变得无足挂怀了。难道公共物品的生产不能成为利润的来源吗？难道只有政府才能够生产公共物品吗？福利经济学的这个基础假设限制了市场的可能性。诚然，在现在的中国也存在这样的一个现象：“一哄而上，搞垮一个产业；再一哄而下，留下一个烂摊子。”奥尔森在这里论述的很清楚，一个厂商即使预见到了这种行为会造就行业利润的下降，他也不能降低产量，否则他将独自承担维持行业的成本。
这种缺乏维护的恶性循环式经营也显示出原子式潜在集团所面临的一大困境。在中国垄断竞争式的市场环境中，有些大企业联合起来限制产量和价格，比如家电产业。但这只是一种“做减法”的行为，因为它必然损害企业的部分利益，因而其维持也殊为不易在这种情况下，开拓市场和升级换代是一种解决办法。但是在这个有别于传统工业时代的新时期，“平台战略”的发扬起到了解放生产力的作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价格问题。
比如苹果公司的app设计平台和海尔公司的创业平台，这一方面是针对各类人群不同偏好的迎合，也是降低组织成本和行业成本的灵丹妙药。平台降低了个人的成本，从而激发了个人无穷的创造力，而令人吃惊的是大公司此时竟然扮演着基础设施的角色。从原子化的企业到原子化的个人，在个人身上所发生的巨变在于个人从工业机器上的一个小齿轮变成了一个完整的经济个体，有买有卖，议价分明。什么会导致人们消极怠工和背叛组织？最早的人身依附关系已经被证明是落后的。而随着这种关系的一步步解体，个人越独立，他所承担的成本与收益越完整，他就越缺乏搭便车的土壤。
成功的组织大抵相似，失败的组织各有各的不同。历史上成功的组织究竟是凭借什么克服了集体行动的困境，又是因为什么原因最终消亡在历史的长河中。在乱治循环的中国历史里，优秀高效的组织，如战国的秦国，在“耕战一体，草木皆兵”的情境下，个人的荣辱利弊被强制性的纳入国家战争体系，使得所有秦人上下一心，一统六国。然而“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独夫之心，日益骄固。”，终究二世而亡。只要有不平等的地方，就会有斗争。强大者有强大者的斗争（阶级斗争、利益集团斗争），弱者也拥有斗争的武器（非暴力不合作、消极怠工），没有获利的希望，只有剥削与歧视，一切的暴动都孕育在时间的蔓延里，《阿房宫赋》云“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呜呼哀哉。
可以见之，一且阻碍个人利益（经济、地位）的制度，都将被打破；一切为个人实现而服务的制度，都将为组织的辉煌保驾护航。科斯曾说过“不要问国家为个人做了什么，也不要问个人为国家做了什么，要问一个个人能通过国家做到什么。”以反驳肯尼迪“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而要问你为国家做了什么。”的言论。制度经济学，这个“非主流”经济学中的翘楚以“坏的制度能让好人变坏，好的制度能让坏人变好。”，抛弃了以道德和主义苛求人性的误区，从而把握住了社会问题的脉搏。我们处在一个民族主义复兴的时代，一个后现代的信息时代，一个全球化程度和资源集中度前所未有的时代。这既是一个国际大资本大集团博弈的大时代，也是个人和小团队崛起的微时代。舞台的广大和市场的丰富本应激起人的力量，在改革的时代，中国的官员本不该无所事事；在市场经济的现在，也不应使人觉得没有出路。是什么制约了发展的步伐？
奥尔森的分利集团理论认为，由于分利集团的利益具有排他性（工会、卡特尔），故而阻碍了技术进步、资源的流动和合理配置，从而阻碍了经济增长。在寻求垄断的目标下，集团呈现出破坏性发展和急功近利的特点，从而造成了全行业利润的下降。在这一过程中，他们“降低了生产经营的报酬，却提高了运用法律和与官僚主义讨价还价的报酬”，从而使得部分企业难以进入市场。而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对中国政治的意义在于，中国正承担着极高的政治成本，裸官使得“中国官员”变成了一项生意、公款吃喝已经成为娱乐场所的主要收入，机关党委变成了人们眼中无所事事的代表。在十八大以来，这些积弊已经有所缓解，然而随着国考热高温不下，人们不禁质疑中国的公务员行业是否的确存在一些问题应当为政府的高支出来买单。
这种垄断也表现在公务员序列里，缺乏竞争使得工作的质量打了折扣。在中国，公务员是一项令人羡慕的职业，从一个理性人的角度，甚至是一个完美的职业。与在社会上打拼的人来比，公务员拿着高于普通人的工资，几乎不必担心被解雇，更享受单位买房和完整的退休保险。然而在原子式的基层公务员序列中，令人惊讶地存在着这样的倾向：“积极的作为往往的不到他人的赏识（包括领导和同事，即使他们知道这一行为对组织是有益的），而无为的随大流则是受欢迎的。”这就意味着一个不称职的公务员不必像公司白领一样担心自己因为不称职的原因被上级解雇。而更为严重的是，如果一个领导将部分政府拨款以福利形式分发给其下属，他将得到一致的拥戴，而这种对待金钱的慷慨态度则不被他的下属认为是不道德的。其意义在于，底层的政府机关表现出分利集团的倾向（政府拨款），他们通过一系列政府特权和便利（买房、福利）等提高自己的经济地位，只要满足他们的金钱需求，他们不在乎这种行为是否是对工作和纳税人的不负责任，这也正符合了奥尔森“集团成员并不关心集体目标而只关心自身的利益”这一论段，显然的，政府机构公务员身上表现出了小市民现实的特征，他们通常是受过大学教育的具有一定专业能力的高等人才，然而义无反顾的选择了这条“稳妥”的路。是因为风险偏好？亦或是这的确是一笔好买卖。正如一些女孩的言论：“这是一份体面的、能为你求得一个不错婚姻的工作，当那些在社会上打拼的女孩年过三十的时候，虽然她们比我们有钱，但我们看起来要年轻、健康得多。分利集团，这个依附于政府结构的“次体系”，成为高额政府支出的原罪之一。
在陕北对沙棘产业的调查中，我们也吃惊的发现了这种集体行动的困境所带来的怪圈。优越的沙棘种植条件无法为当地带来利益，微薄的利润驱逐了包括农民在内的所有人，只余政府财政支持下的一些企业勉力挣扎。在这里，分利集团的特征表现得极为明显，在沙棘明显已经不挣钱的前提下，政府的拨款并不用来做大这个产业的蛋糕，而是被分给了每个产业从业者，以维持表象上的繁荣。在这里，并不是沙棘产业养活了农民，而是大家都依靠政府补贴为生。其实这里的沙棘生产几乎是停滞的，故而一旦政府补贴停止，所有人都恨不能立刻伐树开荒，或另谋职业。所以可以断言，理性经济人对于利润的嗅觉是敏锐的。“户户补贴”是缺乏激励性的，它只能维持农民不去砍沙棘，却不能使农民真的依靠此致富，即使是建立了农村合作社，社实现一个产业的盈利这一目标也是难以实现的。
当今社会，互联网的普及使得个人整合资源的能力大大地提升了，小集团一夕成长为大集团的案例屡见不鲜，个人也能通过自己在某个领域的出色表现而切实获利。在现实的视野里，企业家运用各种才能来督促员工释放潜能，政府抗衡分利集团以保证其效率与纯洁，甚至一个饭馆老板也要想办法团结自己的雇工。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要成为领导者，但意味着每个集团和组织的参加者同样要认清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日本的大前研一以《专业主义》阐明个人如何把自身利益与组织利益结合在一起，互联网媒体人也提出了“U盘化生存”的观点。总体而言，当今组织问题的表现并未脱离奥尔森预计的框架，然而其在高利产业、微利产业的表现又有所差距。可能在经济发达地区的发达产业里，每个组织参与者因为能够很好的完成自己的分内工作从而与领导者的目标达成了和谐共鸣，但在不发达地区的微利产业里人事上的不成熟使得组织依然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
人身依附的解体和个人的崛起是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的良药，因为独立个人的社会行为使得有选择的激励变得容易。这种激励并不仅仅指企业中的绩效奖励，也指个人在社会上赢得的职业声誉。在恰当的利益激励下，一个个人甚至能创造出一个组织所能创造的价值。组织内部“分工明确，组织合作”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职业分工正在成长。组织的繁荣来自于尊重个人的开放心态，来自于平台战略，来自于平等的市场思维。豢养会磨平人的棱角，而有原则的自由则能解放人的潜能。现代社会的建立最终将消灭集体行动的困境，这必然伴随着思维的进步和制度的完善，路途诚然遥远，然而破折未必不能成就鲜花。个人、小集团、大集团、国家，社会的各个部分终将以其独有的形式焕发生机，减少冲突增加共赢，并最终实现组织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