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人间不知苦：当生活的方向盘突然失灵》
人生一场，可以掌控的太少，尽力便好。生命只有一次，必须学会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可有、可无、可去、可留；不问、不闹、不等、不想。你渐渐敷衍，我默默退场……初到人间不知苦，潦草半生一身空，蓦然回望来时路，才懂生时为何哭。——丁俊贵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明明已经拼尽全力，生活却依然像手中的流沙，越握紧，流失得越快。凌晨三点的办公室里，最后一个关灯的你；医院走廊里，攥着化验单发抖的手；孩子家长会上，那句“就你忙”的轻声抱怨……我们总以为，努力就能掌控一切，直到某天发现，人生这趟列车，很多轨道早已铺好，我们能调整的，不过是车窗的角度。
丁俊贵先生用诗般的语言，道破了这份人间共通的无奈：“人生一场，可以掌控的事太少，尽力便好。” 而真正让这句话刺入骨髓的，是那句“初到人间不知苦，潦草半生一身空”。我们跌跌撞撞半生，才在某个蓦然回首的瞬间，看懂了生命最初的哭声——那不是恐惧，而是对这场充满未知旅程的本能敬畏。
一、掌控的幻觉：我们为何执迷于“抓住”
战国时期，庄子在《逍遥游》中就描绘了两种生命状态：学鸠腾跃数仞便自得，而大鹏扶摇九万里才能南行。两者皆依其本性，却总有人以己度人，认为可以“规划”万物。现代心理学研究证实，这种“控制幻觉”深植于人性之中。美国心理学家兰格在上世纪七十年代通过经典实验发现，即使是在完全凭运气的彩票游戏中，当人们能自己选择号码时，他们仍坚信中奖概率更高。这种错觉，在不确定的人生中尤甚。
哲学家爱比克泰德，这位古罗马斯多葛学派的代表人物，两千年前就划清了生命的界限：“有些事取决于我们，有些事则不然。”他所说的“取决于我们”的，不过是自身的判断、冲动和欲望；而身体、财产、名誉、权力，都属外界，非我们能完全主宰。当代心理学中的“控制二分法”正源于此——区分什么是我们能控制的，什么是不能的。
丁俊贵先生那句“可有、可无、可去、可留”的淡然背后，是无数个与“不可控”和解的灵魂。临床心理咨询中，常见一类“高功能焦虑者”：他们事业有成，家庭看似美满，却夜夜难眠。四十岁的李女士就是如此。她曾是顶尖律师，孩子的每一分钟都被她规划得如同法律条文。直到女儿确诊轻度抑郁，对她说：“妈妈，我喘不过气。”她才在咨询室崩溃：“我掌控一切，为什么还是搞砸了？” 她的问题不在于不努力，而在于太相信努力能掌控一切。
二、看破：清醒地看见边界
“看破”二字，常被误解为消极避世。实则，心理学意义上的“看破”，是一种清醒的认知重构——看清事物的本质与边界。这并非一蹴而就的顿悟，而是层层剥离幻觉的过程。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提出，人是一种“被抛入”世界的存在。我们出生在无法选择的时代、家庭、身体，这些构成了我们无法改变的“实际性”。而我们的自由，恰在于如何“筹划”这些被给予的材料。丁俊贵先生所言“不问、不闹、不等、不想”，并非冷漠，而是停止对“实际性”的无谓对抗，将精力转向真正能“筹划”的领域。
量化研究为此提供了有力证据。宾夕法尼亚大学塞利格曼教授的团队在长期跟踪研究中发现，那些能准确区分“可控”与“不可控”事件，并对前者采取积极行动、对后者发展出接纳态度的人，抑郁症状发生率显著较低，生活满意度高出约34%。这正如电影《心灵奇旅》中的乔伊，他执着于“必须登台演出人生才完整”，却在实现梦想后发现，最珍贵的不是聚光灯下的瞬间，而是那些他曾忽略的日常碎片——一片落叶、一块披萨、母亲缝补衣服的线。
心理学中的“接纳与承诺疗法”将此作为核心：与其与痛苦的念头和感受缠斗，不如承认它们的存在，然后选择与自己价值一致的行动。一个因公受伤失去奔跑能力的运动员，他的“看破”不是否认痛苦，而是承认“我再也无法奔跑”的事实，同时发现“我依然可以教练、可以鼓励他人、可以重新定义生命的价值”。这份“看破”，是伤痛后的清醒定位。
三、放下与自在：当双手松开，世界反而入怀
放下，是看破后的自然动作。它不是放弃，而是松开紧攥的、不属于自己的部分。日本森田疗法创始人森田正马博士，从自身与神经症的斗争中悟出“顺其自然，为所当为”的真谛。他让患者停止与症状的无休止战争，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在行动中重新找到生命的节奏。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写尽了“放不下”的悲剧。王熙凤一生算计，掌控贾府大小事务，最终“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而刘姥姥，一个乡野老妇，坦然接受自己的“低下”，带着质朴的智慧进出荣国府，最终成了巧姐的救命恩人。前者在掌控中毁灭，后者在随缘中得救。
现代生活中，“放下”有其具体路径。认知行为疗法中常用的“思维记录表”，就是帮人们识别那些“我必须控制一切”的自动化思维，并检验其真实性。例如，一位因担心孩子考不上名校而焦虑的母亲，通过记录发现，她“失控”的恐惧背后，是“孩子失败等于我失败”的核心信念。当她放下这份沉重的等同，亲子关系反而松弛下来，孩子的状态也渐渐好转。
丁俊贵先生说的“渐渐敷衍，默默退场”，描绘了多少关系的真实落幕。并非所有关系都需用力维系，有时，得体的退出是对彼此的慈悲。就像两棵靠得太近的树，根系纠缠，反夺走了彼此生长的空间。
四、随缘：在不确定的河流中安然航行
“随缘”常被误读为“随便”，但其内核是深刻的责任与智慧。佛家讲的“因上努力，果上随缘”，与维克多·弗兰克尔的意义疗法不谋而合。这位从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的心理学家发现，即使在最极端不可控的环境下，人依然拥有最后一种自由——选择自己态度的自由。他写道：“一切都可以从一个人身上拿走，除了一件事：人类最后的自由——在任何特定环境中选择自己的态度，选择自己的方式。”
这种“态度自由”，就是最高级的随缘。它不是被动接受，而是主动选择如何回应。苏轼一生屡遭贬谪，从黄州到海南，环境一次比一次恶劣。他无法控制朝廷的决策，却能控制如何生活：在黄州发明东坡肉，在惠州“日啖荔枝三百颗”，在儋州办学堂、导乡风。他随的是命运的“缘”，守的是内心的“常”。
在夫妻治疗中，常有这样的场景：一方拼命想改变另一方，争吵不休。而当他们真正理解“改变他人”的不可控，转而将精力用于“调整自己的反应”时，关系反而出现转机。这并非妥协，而是将力量用在了真正有效的点上。
五、蓦然回首：为何生时哭，为何此刻笑
丁俊贵先生最后点破了那个深邃的隐喻：“才懂生时为何哭。”初生婴儿的啼哭，或许不只是生理反射，而是一个微小生命对庞大未知的本能回应。我们的一生，就是从这场哭泣开始，学习如何与未知共处。
《庄子·至乐》篇中有一个故事：支离叔与滑介叔观于冥伯之丘，滑介叔左肘生柳。支离叔问他是否厌恶，滑介叔答：“死生为昼夜。”疾病、变化、乃至死亡，都是生命自然的韵律。当我们看透这份自然，便能从“为何是我”的愤懑，转向“原来如此”的平静。
现代临终关怀研究也揭示了类似智慧。库布勒-罗斯博士提出的临终五阶段（否认、愤怒、协商、抑郁、接受）中，最终的“接受”并非消极投降，而是一种深刻的平静与整合。许多人在生命尽头反而获得前所未有的清晰感，明白什么真正重要——通常是爱、关系、给予，而非那些曾奋力追逐的外物。
六、在失控的世界上，如何安放自己
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当生活的方向盘失灵，我们能做什么？
第一，练习“边界觉察”。
每周花十分钟，列出两份清单：“可控之事”（如我的努力、态度、作息）与“不可控之事”（如他人评价、市场变化、天气）。尝试将能量从后者移向前者。
第二，实践“价值导向行动”。
与其问“我如何掌控局面”，不如问“在此情境下，什么对我真正重要？我如何朝那个方向迈出一小步？” 这个问题的转换，能将人从焦虑循环中拉出。
第三，培养“日常正念”。
并非高深的冥想，而是在洗碗时感受水温，走路时觉察脚步。这些微小练习，能帮我们在不确定的洪流中，一次次回到当下的锚点。
丁俊贵先生的话语，如同一面澄澈的镜子，映照出我们共同的生存境遇。人生确实可控者少，但这份“少”并非贫瘠，而是让我们看清什么是真正值得耕耘的土地。我们无法决定生命剧本的每一行，却可以决定自己朗读时的语气与姿态。
或许，当我们真正理解了“尽力便好”的深意，那份初到人间时的哭，终将化作穿越风雨后的、会心一笑。毕竟，生命的深度，从不在于我们掌控了多少，而在于我们拥抱了多少无法掌控的真实，并在其中，活出了人的温度与尊严。
丁中力
2026年2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