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的冬天来得格外早。
北京郊外的砖窑厂像一头匍匐在大地上的灰褐色巨兽，日夜不停地吞吐着浓烟和热气。窑洞里温度高得能把人的皮肤烤出油来，窑洞外头的风却刀子似的，刮在脸上生疼。这里是河北人的地盘，但也有不少四川来的民工，背井离乡，只为挣几个活钱。
素芳把最后一摞砖坯码上架子，直起腰来，用搭在脖子上的毛巾擦了一把脸。她今年二十岁，从四川一个村子出来的。她长得好看——这是整个砖厂都公认的事情。不是那种城里姑娘涂脂抹粉的好看，是庄稼地里长出来的、带着露水气的清秀。鹅蛋脸，细长的眉，一双眼睛黑白分明，像是山里的溪水洗过的。头发用橡皮筋扎成一条马尾，干活时散下来几缕，贴在汗湿的额头上，反而添了几分说不出的味道。
“歇一会儿嘛，你都干了四个钟头了。”同来的老乡秀英在棚子底下喊她。
“马上，我把这点搬完。”
素芳是个肯下力气的人。她爹周德厚在老家种田，腰肌劳损得厉害，一到阴天就直不起来。她妈秀英（巧了，跟秀英同名）身体也不好，常年咳嗽。下面还有个弟弟素军，才十五岁，在读初中。她作为家里的老大，不出来挣点钱，家里实在转不开。
她每个月给自己留十块钱买点肥皂、卫生纸什么的，剩下的四十多块全都寄回村。她爹每次来信都说“闺女，别太苦了自己”，但信纸上的字迹总是歪歪扭扭的，看得出是手抖——周德厚写这封信的时候，心里头是又欣慰又心疼。
砖厂的活计是论方算钱的，码一立方砖坯八毛钱。素芳手脚麻利，一天能码个五六立方，比好些男工都能干。但她不声不响的，从不跟人争抢，谁要是借了她的铁锹、用了她的水桶，她也只是笑笑，说“没事，你用嘛”。
就是这股子安静劲儿，让刘永年注意上了她。
刘永年，二十二岁，也是四川人，不过跟素芳不是一个县的。他家在一个镇上，离素芳村大概有四十多公里。在砖厂，大家都叫他“刘娃儿”或者“永年”。他个子不算高，一米七出头，但长得结实，方脸膛，浓眉，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看着就让人觉得踏实。他是跟着他堂哥刘永福一起来北京的。刘永福在砖厂干了两年了，算是老人，把永年带出来的。永年在家是老二，上面有个哥哥刘永春，已经结了婚，分出去单过了。下面还有个妹妹刘永秀，才十七。他爹刘长根是个木匠，但在镇上接不到什么活，一家人的日子紧巴巴的。
永年是个肯动脑子的人。在砖厂干了不到三个月，他就摸清了门道——光是码砖坯挣不了大钱，得学会烧窑。烧窑是个技术活，看火候、控温度，全靠经验，但工资是普通工人的两倍。他没事就凑到窑洞那边，给老师傅递烟、倒水，偷偷学着看火色。
但他真正上心的，还是周素芳。
他第一次见她，是来砖厂的第三天。那天下午，他去工棚后面的水龙头接水，看见一个女孩蹲在水泥地上，用刷子在洗解放鞋。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棉袄，袖子挽到小臂，露出一截细瘦的手腕。她低着头，很认真地刷着鞋面上的泥点，嘴里轻轻哼着什么歌。
永年站在那儿，水桶满了都没察觉。
那个女孩抬起头来，看见他，微微一愣，然后冲他点了点头，算是打了个招呼。就那一眼，永年觉得自己的心脏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她的眼睛太干净了，像是老家山上的映山红开在泉水边，带着一种不属于这个砖厂的美好。
他后来跟堂哥刘永福说：“哥，我好像看见了一个人。”
刘永福正蹲在地上吃面条，头都没抬：“看见谁了？”
“一个女的，四川老乡，长得……反正很好看。”
刘永福嗦了一口面条，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你说的是不是周素芳？”
“你认识？”
“谁不认识？砖厂最漂亮的女工嘛。不过我劝你死了这条心，”刘永福把碗里的汤喝干净，“这种姑娘，轮不到你。”
永年没说话，但心里头想：轮不轮得到，试了才晓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