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内在的精神，就是古代文化继承者的大眼光，不能谨守于一些小细节不放，否则就只能是“匹夫匹妇”、“小人”：
孔子说到管仲时，赞赏了管仲的远见，批评召忽见识短浅：“难道就像普通人那样守住小信用吗？在小沟中自杀也没人了解。”
说到士人，批评了只看到眼前的人：“说了就一定做到，做了就一定要得到结果，这样的人就像石头一样，不问是非，固执己见，就是个小人啊！”
对此，孟子总结得好：“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义”，即是“宜”，做人做事要合适、合时、合理，眼光要放得长远，才能知道现在自己坚持的是否“合适、合时、合理”。宋明理学有个“口号”很振奋人心：“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理学家们所作的，也正体现了这句口号，他们的继承并不复古，从曾经流行的魏晋玄学和当时正在流行的佛家中，汲取有益于儒家发展的元素，说心、说理、说良知，去人欲、去避世、去玄幻，形成“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两个互补的学派，被称为“新儒家”，从而使儒家在宋代又开始重新焕发风采。这才是继承，更是发展，可以说，已经在理论上与道家和佛家相抗衡。
而当代儒家面临的社会变革，比之于宋明理学更为巨大而严峻，随着西方文化的进入，人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果说儒释道三家都还有共通之处，而儒家和西方文化却是一个向内、一个向外，几乎背道而驰。说到融合，实在是艰难。
尽管如此，“当代新儒家”仍在不断努力，尽可能地在儒学和西方哲学、西方文化、基督教之间寻找共通点，或者说，使儒家思想具有西方的元素。但，事实证明，这个努力还是没有成功，西方的还是西方的，儒学的还是儒学的，仍然泾渭分明。
这样的“融合”有些“赶时髦”的味道，也有些“执”于“融合”这一观念。实际上，对于“融合”的态度，应该如孔子所说的“无可无不可”：
孔子在论节行超逸、遁世隐居的“逸民”时，曾说伯夷叔齐是“不降低自己的志向，不辱没自己的身份”。
说柳下惠、少连是：“降低了自己的志向，辱没了自己的身份;但他们言语合乎法度，行为合乎思虑。他们不过如此罢了”。
又说虞仲、夷逸是：“避世隐居，放肆直言，修身合乎清高，弃官合乎权变”。
最后说到自己：“我则跟这些人都不同，没有什么是非这样不可的，也没有什么是非不这样不可的。”
孔子的“无可无不可”，则是不执著于一个观念，应该随着事情、时机、时代的不同而不同。
回到我们这个时代，儒学与西方文化的“融合”，不是想出来的，也不是附着于西方哲学，或西方哲学附着于儒学就能达到的，而必须是两者自然而然地融合，是有“融合”需求之时，这个时机，就目前看尚未到来。
而先知先觉者，自然也可以从一个现代人的角度审视儒学，从自身的合理思想去看待儒家观点，从社会的变化去了解儒学的生命力所在。
归根结底，先从心里做个儒生，然后再说继承，更说发展。至于外在礼仪和形象，不必执着。
（向雄读《论语》之七十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