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三」,中日全面战争爆发

中日全面战争爆发的时间节点传统上是「七七卢沟桥事变」。

七七事变之前的国际背景。

第一个事件,是1935年6月《何梅协定》签订。不管中方是否愿意,总之何梅协定签订后有一个重要后果,就是中央军必须退出华北驻守,宋哲元的29军接管了平津地区的防务。宋哲元不仅在军事上成为华北的实际掌权者,而且在行政管理和货币发行方面,也都相对具有独立性。

第二个事件,是满洲国成立之后,在满、蒙交界发生了一系列的冲突。有学者统计,仅1935年双方的边境冲突达到176次。所谓满、蒙冲突,实际上就是日、苏冲突,也就是日本支持下的满洲国和苏联支持下的蒙古国之间的冲突。

第三个事件,是共产国际七大在1935年7月到8月之间召开。会议的决议中包括为使中共彻底从苏维埃化转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而构建“世界反法西斯战线”。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就这个结论多次致电延安的中共中央。原文大致是:“在现阶段一切都应服从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此外不可能左右开弓。要真正武装抗日,还必须有蒋介石或他的绝大部分军队参加”。要注意到这里有两个关键,一个叫世界反法西斯战线,也就是说在1935年七八月的时候,世界反法西斯战线就已经处在拟成立的阶段,而不是等二战开打后才形成。一个是促成国共合作。西安政变后,共产国际进一步提议延安放弃苏维埃制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并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及中央政府统一指挥。这是1937年1月20日和3月5日共产国际的电报的要求。从这一天之后,延安事实上就进入了与南京政府的谈判过程中,历时很长又艰难的谈判。

第四个事件,是1936年的8月7日,日本五相会议通过“国策基准”,内容就是陆军要对抗的目标是苏联在远东的兵力,为此要加强在满洲与朝鲜的兵力;海军的目标是美国太平洋舰队。至少在五相会议上看来,他们认为是对苏联和美国是日本的重大威胁,所以有所谓的南下和北上战略。

第五个事件,是1936年南京政府召开一个国防会议,老蒋确定了对日方针,简单概括来说就是:一旦迫不得已,中日要进行战争的话,那么首先要歼灭日本驻上海的海军陆战队。

第六个事件,是1936年11月25日,日本与德国在柏林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

第七个事件,是大家最熟知的由特别党员张学良和要求进步的西北军杨虎城,联手发动的西安事变。

第八个事件,是日本1936年“二·二六”事件后,广田弘毅、冈田、林等短命内阁频繁更换,到1937年6月,近卫文麿组阁。近卫上台之后也召开五相会议,就日本在中华民国在华北的问题有一个决议,就是:局部解决,不扩大事态。

第九个事件,是1936年6月16日开始,华北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心脏瓣膜发病开始住院,进入抢救状态。

第十个不是事件,但是作为一个重要考量的要素,就是华北驻屯军从北京到天津沿线驻军,六七个地点,总共驻军是5600多人,大概一个步兵旅团的装备,没有重型武器,装甲车就算好的了。此外,还有冀东保安队、蒙汉回自卫军、满蒙征绥联合军,以及一些杂牌儿兵,总共大概统计起来六万人左右。战斗力、武器装备都很差。

抗日战争的谋划。

蒋介石从1933年就开始了,其深谋远虑和用心良苦之处太多,远非常人所想象,包括:持久战。早在33年就由蒋百里提出,从自知中国根本不是日军敌手出发,依赖中国广阔国士纵深,以空间来换取时间;同时,采取坚持不谈和,以消耗拖死日本的战略。

蒋介石要获得战略纵深,必须夺取当时地方军阀控制的四川作为后方;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精心策划了围剿红军但放之西窜,进入四川,而国军紧随其后以剿共为名义夺取四川的锦囊妙计,并成功夺取川滇黔作为抗日后方;这就是“以剿共掩饰抗日”的策略。

华北平原便于日军机械化部队作战,而长江流域水网丰富会阻碍日军,所以改抗战方向由从北向南改为从东向西。

1936年,蒋介石就制定了计划在上海主动挑起与日军作战,实现上述战争方向改变,同时又以出其不意和争取列强支持试图改变双方实力对比。

1936年10月,在洛阳以蒋介石祝寿为名,召开的秘密军事会议基本完成持久战的作战计划;而卢沟桥事变之后的抗战初期,就基本是按照上述这些作战方案实行的。

1937年7月8号晚上,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逼我屈服乎?亦将与宋哲元为难乎?迫使华北独立乎?我之应战此其时乎?”

从这一天开始,一直到最后的八·一四,中日全面在淞沪开战,一个多月中,蒋介石一方面在揣测,一方面儿在理性建构着他心目中的中日之战。

7月9号,在今井武夫和29军已经谈妥、两边儿都撤兵的情况下,蒋介石仍派中央军四个师奔赴华北,并命何应钦和徐永昌调洛阳高射机枪队赴保定。蒋介石同时致电秦德纯,张自忠和冯治安:“应具决死与决战之决心”。

蒋介石早已经命令张治中在上海进行这个战斗准备,几个德械师早已经到底上海周边。7月30号,张治中向南京发电,说为获得主动的地位首先发动袭击。蒋介石回电:应由我先发制敌,但时机应待命令。意思就是,肯定咱们先打,但是你得听我的命令,我让你打你再打。

8月6日,南京最高军事会议决定对日开战。

8月10号日本海相内阁会议做军队动员。

8月11日张治中命八十七师十八师从苏州推进到上海外围。

8月12日,国民党中央中常会决定,自本日起全国进入战时状态。

8月12日,日本驻上海第三司令长官长谷川清向东京发电说:上海周边形势危急,战争一触即发。日本这个四相连夜召开紧急会议,提议派遣陆军。

而与此同时,幼稚的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冈本,积极斡旋中、日双方,要求大家都不要率先向对方袭击。

8月13日,张治中原定凌晨向上海驻军发动袭击,但是没有,因为蒋介石在等九国会议,看看是不是对日本有所行动。

8月13日晚,日本内阁会议决定派两个陆军师团奔赴上海。要知道,最后淞沪会战日方投入的兵力总共是25万,第一次派军却只派两个师团,显然日方没想到淞沪会战会打那么大的战。如果从军事的角度来分析,一场大战首先派两个师团,后来再派两个师团,后来再派人,这于兵家来说是大忌,但是日本当年就是这么决定的。

8月14日拂晓,张治中命上海的驻军向日本海军陆战队发动空袭,得胜。老蒋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昨日空战,杭州胜利。击落敌机三架,本日经航空战,结果大胜。二日来共击落敌机已发现着17架之多,而我军仅损失三架。倭寇技术之劣,于此可以寒其胆矣。后来的8月14日,也成为中华民国航空节。

8月14号,日本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15日下达全国总动员令。首相近卫文麿发表的声明中说:为讨伐中国之暴力,以促使南京政府之反省,如今已到了不得不断然采取措施之地步。

蒋介石在上海主动挑起淞沪抗战,其逻辑是明明打不过,却要先发制人。原因无他,到此时蒋认为早晚必定开战。既然必定开战而且我是弱者,那么我就要把战争打成我设计的那样。我的作战计划此时若不执行,以后可能就没有机会执行了。主动开战,才有把我的作战计划执行的可能。其思维方式与日本主动开战十分类似。按照这种逻辑打起来的战争,在二战战中还不止是这两例。比如希特勒进攻苏联的时机是非常合适的。因为他如果不在苏联准备完毕之前,乘其不备而袭击,德国军队最大的闪电战和分割包围快速击溃敌军主力的二战致胜战术,在苏联巨大的领士空间里就根本得不到实施,而会全部变成斯大林格勒这样的攻坚战。

这一系列走向毁灭的决策,也是在一次次短期战场胜利中做出的。但这只是较小的诱因。寻其源头,在中国陷入长期消耗战而不得停,才是日本战略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七七事变前日本的务实和比较合理的国策,在七七事变以后就因为表面上的“胜利”被放弃了。在夺取更多的中国领土过程中,它反而把自己陷入了战略陷阱,最后进入死地。这其中所谓的日军下克上固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日本落入了蒋介石的套中,这也是确凿无疑的。日本在战略上即不明智,也不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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