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南京大学历史教授的故事开始沸沸扬扬,其中一句“即使只能依靠公开出版物,通过精心的辨别和研究,当代中国历史的发展真相,”当时就觉得的在浪费人力物力,倘不是历史创造者有意遮掩,将个人的碎念揉入其中,为何非得封锁阻止,如帝王在墓穴里设计的反盗墓机关,其实在时间面前,一切都是枉然。而此时此刻的一些学者,有时不去努力刨开历史,而是给历史又穿了一件外衣,一层又一层地包裹起来,包括自己的身躯。有消息说九十年代解密的苏联文档,证实了革命早期曾要求当时叶卡捷琳娜堡的16-25岁女性必须接受“性公有化”。
英国著名作家赫伯特·威尔斯在《阴霾笼罩的俄国》详细描述他于1920年访问莫斯科时,询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是否存在《俄国少女及妇女公有法令》,被断然否定。结果还不是皇帝的新衣,大家都看的见,只不过有些近视眼,非得近在咫尺才肯承认,或许还有视而不见的顽疾,而另有些颇具远见的人,可算“洞穿江底出江南”啊。这时,不由想到两个人争论,理性的辩论是分辨事情的真假,尽管历史常常复杂多变;感性的讨论难免讥讽挖苦,不能摆脱对人身的攻击,非要争个人的高下谁对谁错。这比批驳论点不批驳论据更难以接受。
还有一种辩解是在逻辑推理上,事实归事实,但解释千差万别,比如面对同一物理现象,有不同的理论解释,各说各的理,只待此类现象的再次发生,或根据理论构造再现出此类现象,以此证明结论的充分性,即所谓的包含关系。当然,这种解释掺杂情感因素则另当别论了,情感是可以不讲理由的,因为理由早已被自身利益挟持,搅成一团模糊不清,制成泥巴、子弹和谩骂,可一笑置之罢了。有时也表现在私营企业的管理上,老板就是任性,不用讲什么大道理,也无须拿咨询公司说事,更用不着掩耳盗铃,所有的胜利与解放都是一个人的胜利与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