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2月1日晚，曾有幸在至善讲堂聆听一位著名美学家对于中华文明发展的看法，还有其关于文明的思考，关于信仰的拯救。的确，在我看来，当代中国最大的问题不是其他，而是信仰，我们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正确信仰的建立。

很早之前，我也在思考，迷惑于社会中追金逐利，甚至有些不择手段的现象，在这些现象的背后，支撑着的是什么样的因由和思想？我也曾经在另一个课堂听老师讲过，当人们处于一定的阶级层次或者无需为物质担忧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会思考并致力于国家和整个社会的发展，忧心于国家的前程未来。对此，我十分相信。可是我想，为何只有在物质生活达至一定程度的时候，才会真正忧心于国家大事，而此前总是汲汲于个人名利呢？这之间相差的究竟是什么？丰富的物质么？不是，至少不全是。就我的印象中来看，许多优裕的物质生活的人思考的是出国逃离这个他们不很看好的社会环境，而非努力于去一点一点改变它。是学识么？也不见得，学识决定的是看待问题的角度和看待事物的逻辑与处理的聪慧程度，其并非是人们追逐名利还是心忧天下的决定因素。听过那位美学家的讲课，受到些启发:或许这个问题的答案正如教授所说，就是信仰。信仰是终极的关怀，是对于自由的关怀。

西方社会大多或是脱胎于小国寡民的商业文明，或是浴火于残忍贪婪的殖民文明，探寻与追求的是整个民族社会的发展和方向。其发展普及的宗教也是主张人们抑制欲望，消除与生俱来的“原罪”，但不阻止正常人性的展现和表达。这样发展而来的信仰是基于基督教的在合理秩序下的自由关怀，是基于一定规则与规范了的自由关怀。而中国缺少了这种凌于人性欲望之上的一种精神。这种精神会在一次次的祷告与忏悔中不断传承与加强，强调的是自由地表达展现人性，却又抵制非法的欲望。我们自古强调的是“人定胜天”的斗争论，更加关注于自身利益的诉求和成就的实现。中国本土的宗教——道家，讲求的是道法自然，清静内修，是以道德伦理作为根本，主张一切合乎“天道”，所谓天道有常。这样的结果就是将欲望与正常的人性也混淆起来，不仅仅抵制欲望，连同正常的人性也被抵制和囚禁。而这样就使得我们的行为有了合乎道德，即天道的“阳”；也有了不合道德，但在正常人性之内的，不能见诸阳光的“阴”，而“阴”势必表现为被道德所禁止的对于自身利益的追求，并且既然为“阴”，那自然不为人知。因此这样久之，当我们发现，不仅正当人性能容于“阴”，欲望更能见于“阴”。欲望与不正常的本性就会膨胀在“阴”之中，而外在“阳”的掩饰，使这样的行为更加不容易被人发现和被责备惩罚。这样的“阴”和“阳”，最明显的见于明清两朝，因为当时是几乎以道德伦理代替了法律规制。而在当代，虽早不似明清之朝，但几千年下来深刻在我们民族骨髓深处的“阴”“阳”之道，当然不会就此彻底奔溃消失，反而在某些时候改头换面地继续起作用。

而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封建社会风行的道德伦理体系奔溃与被丢弃，代之以法律规制，解放出来的人性得以自由表达与诉求。但同时，由于被限制了几千年的人性中个人利益的追求突然解放，其对于人们的冲击可以想见。因此，在法律允许范围内的极致的个人利益追求也就似乎短期内不可阻挡。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前我们的信仰似乎是个人利益的追求而非对于自由的关怀。

讲座中，教授还将中华文明发展变化分为三期：第一期是两汉之前子学时代的儒与道对话，最终确立儒学正统，但也吸收了道学中的成分；第二期是清末民初之前佛学时代的儒道与佛教对话，吸收佛学中的思想，丰富发展了儒道，例如心学的建立与发展；第三期，教授将其名为神学时代与基督教的对话。我们可以拒绝宗教，但不能拒绝宗教精神。一个大国崛起的标志是，建立了它自身的核心价值，即建立了信仰。宗教对于信仰的建立有着极大的影响和不可忽视的可供借鉴的经验。因此，在此次对话当中，我们需要与基督教，与神学进行交流，需要与基于基督教信仰的西方世界进行文化上的互动交流。

或者有人会说，改革开放以来，西方世界输入我国的文化、价值观念不知几何，对我国自身的价值体系和文化思想造成了极其巨大的冲击，因此为维护传统文化及价值计，该是我们将对自身有益的拿来，而不必碰撞式的对话交流。但我认为，改革开放使得滔天的文化巨浪涌入我国，虽然造成了冲击，也造成了不少麻烦。但是受到冲击恰恰说明了此前我国文化相较于国外世界文明存在的缺陷。只有在不断地与外面文化交流碰撞，不断地接受冲击，才能不断地完善自身，在与西方、与神学、与基督教的对话中，吸取信仰建立的经验，找到并建立起我们文明自身的信仰，开始我们文明自身的终极关怀，开启我们不再以利益为信仰而是关怀人本身及人类本身的自由的时代。如此，我们才是真正的崛起，才是真正地实现了国家与民族的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