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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韩愈的“不平则鸣”说、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这三个观点，虽来自不同的朝代，却都一脉相承，揭示的是创作与人生的关系。
先说司马迁的”发愤著书“。
这里的“书”就是传世巨著《史记》。
司马迁除《史记》外，还有散文《报任安书》。”发愤著书”就来自这篇散文。
这是司马迁写给朋友任安的一封书信。任安在之前曾经写信给司马迁，希望得到司马迁的举荐。司马迁迟迟没有回信。
司马迁写这封回信时，两人的命运却诡异地相似：任安已因事下狱，将处腰斩刑，而司马迁在此时，也已经被处极刑。
这封信的背景如此悲凉。也不知道任安有没有看到这封情怀尽吐的信。
这封回信中，大致分为两部分内容，前一部分司马迁先说了自己因李陵之祸惨遭宫刑的前因后果，传达了自己深受腐刑后的苦闷痛苦，以及心中难掩对社会不公的愤懑。后一部分则倾诉自己选择隐忍苟活的原因，不想就这样带着屈辱与耻笑离开人世，要留下自己的文采在世，决心学习圣贤，发愤著书，传于后世。
这里的“书”就是传世巨著《史记》，他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正因为有了他旷世抱负，我们现在才得以捧读这本“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
司马迁认为，古时候很多人虽富贵，却很少有人的名字被流传下来，而只有那些卓越豪迈和才华不凡的人，才流芳百世。接下来他开始列举：西伯姬昌被拘禁而扩写《周易》，孔子受困而作《春秋》，屈原被放逐，才写了《离骚》，左丘明失去视力，才有《国语》，孙膑被截去膝盖骨，《兵法》才撰写出来，吕不韦被贬蜀地，后世才流传着《吕氏春秋》，韩非被囚禁在秦国，写出《说难》《孤愤》，还有《诗》三百篇，大都是一些圣贤们抒发愤慨而写出来的。说这些人，都是因为感情有压抑抑郁不解之处，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所以记述过去的事迹，让将来的人了解他的志向。就像左丘明没有了视力，孙膑断了双脚，终身不能被人重用，便退隐著书立说来抒发他们的怨愤。
至此铺排了这么多，自然引出，他自己也正在这样做，虽深受极刑，却痛惜自己的著作没有完成，这也是他忍辱负重苟活下来的动力，自己将继续完成这部书，即使受再多的侮辱，也不后悔，光明磊落之志振聋发聩。
韩愈的“不平则鸣”
”不平则鸣“”字面意思很好理解。
这个观点出自韩愈写的一篇临别赠序——《送孟东野序》。
孟东野，很多人不知道，但念起他的"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大家就了然，孟东野就是孟郊。孟郊一生仕途坎坷，穷困潦倒，年近五十才中进士，但做官之路依旧不畅。
这篇文章的用意刚开始还不太明白，老想着是不是讲孟郊本人为自己鸣不平，就像前面所说的司马迁发愤著书一样，可通读全文并没有这样的言论，相反，倒是作者列举了很多大自然的”鸣“和各个朝代文人的”鸣“，看上去，与孟郊并无多大的关系。
后来反复揣摩才明白了作者的用意，他在借用众多杰出人物的遭遇来安慰孟东野。这个弯绕得够大，说简单一点就是，孟东野的遭遇不是个案，并将孟东野的遭遇归为天意。
这篇文章很有意思，简单梳理一下：
开篇先声夺人：提出”不平则鸣“的观点。
先列举自然界中的种种事物之”鸣“，例如，草木本来没有声响，风吹动它就发出了声响，乐器本来没有声音，有人敲击它就会发出声音，相同的，人有了不可抑制的情感才会表达出来，随后小结了一下：凡是从口中发出来成为声音的，大概都是有不平的原因吧。
接下来由物鸣推及人鸣，就合了司马迁的”发愤著书“的创作观点，列举了众多杰出人物的遭遇 ，这些文人都在困厄时发出了各自的”声音“。
最后归结到孟东野身上，为其怀才不遇而鸣不平。
梳理到这里，作者的意图就明了了，有两点：一是，铺排各种不平则鸣的实例，为的就是安慰老友。二是，为孟郊的不平鸣不平，希望好友不要消沉，继续以不平之鸣发声，反映当时的社会现状和抒发人生，其实就是期望诗友继续履行文人文以载道的使命吧。
当然，同时也寄寓了作者自己不得志的感慨，既是安慰别人，也是安慰自己。
欧阳修的“穷而后工”
说起欧阳修，脑海里总浮现出电视剧《清平乐》里的那个大脸的欧阳修的扮演者，身着红色状元袍，因落第而在大街上失魂落魄地喝酒发痴。其实蛮喜欢欧阳修身上的那种放浪形骸的文哲气质。
欧阳修的“穷而后工”，出自为梅尧臣诗集作的序中。
梅尧臣，北宋著名诗人，欧阳修志同道合的诗友，一身著作无数，却总不受重用提拔。欧阳修在这篇序中回忆了梅尧臣的身前遭遇，对其临终也没有受到重用表示同情。
作者开篇就说，“我听到世人常说，诗人仕途畅达的少，困厄的多，难道真是这样吗？大概是由于世上所流传的诗歌，多处于古代困厄之士的笔下吧。大凡有才智而又不能得到充分施展的士人，大都喜欢到山头水边去放浪，去看花鸟鱼虫，将自己抑郁不得志的情感借此抒发出来。大概越困厄就越能写得工巧。如此说来，并非写诗使人穷困潦倒，而是穷困潦倒后才能写出好诗来。”
开篇就提出“穷而后工”的观点。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韩愈的“不平则鸣”一脉相承。
可扎心的是：梅尧臣“穷而后工”，可“诗工“却依然”穷”。
梅尧臣年轻时屡次考进士，总是被主考部门压制，满腹经纶才华，却白白只能在虫鱼之类上抒发穷困愁闷，难得的是，即使不得志，梅尧臣却依旧“穷而后工”，怎不令人慨叹。
欧阳修说，从前王文康公看了梅尧臣的诗作，感叹“两百年没有这样的作品了。”可见梅尧臣旷世的才华，然而却依旧没有得到重用。
作者感叹，社会上只喜爱梅尧臣诗歌的工巧，却不知诗人困厄已久将要老死了，怎么不令人扼腕同情。
总结：
不论是“发愤著书”，还是“不平则鸣”“穷而后工”，都揭示了创作与人生的关系。“愤”“不平”“穷”既是创作者的遭遇，也是创作者人生的体验，有了这些深刻的体验，创作才有血有肉。当然，也不能作绝对化的理解，创作有一定的规律性，但在不同社会大环境下，创作者创作的动机、心境、背景又各有不同。但有一点又是可以肯定的：创作离不开真实的生活，感受越深，创作的力度就越强，作品的寓意也就越深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