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天，我乘车到一个叫 Chiswick 的地方见一位朋友，他在我毕业作品中担任演员，最近他自己想拍片子，想找我合作。我拿着我的书上了火车，做了两站才发现做错方向了，赶紧下车往回坐。打电话抱歉并通知他，我要晚半个小时。我坐上了正确方向的车，翻开书，看着窗外的风景一闪而过，时时都在担心自己会不会做过车，书完全读不进去。Chiswick 离我越来越近，我干脆合上书，心情焦躁。
下了车，他就在车站对面等我。他比我想像的要矮小很多，皮肤较黑。他一脸笑容的迎接我，我俩都表示在现实中见到的感觉和网上视频通话很不一样。
他是香港人，出生在英国，刚出生就回香港居住了十年，在他十一岁时返回英国并和家人定居。他穿着随性，背着双肩包。他的笑容和侃侃而谈让我想到中国人普遍的朴素，这种朴素和真诚在英国是很难见到的。有时他的笑声会让人觉得过分迎合的尴尬，这种朴素可想而知。可在这层层叠叠之下，是一个我怎么也没预料到的，压抑而严肃的灵魂。
二.
我们找到一处长椅坐下，他开始谈他在英国开的影视工作室和相关计划，我细细听来，谦虚谨慎的提出问题，他解答。他自十五岁开始在英国的电影行业做场务，跟组期间，建立人脉，如今，已经积累很多联系，分布于英国电影工业个中小型公司。他自立门户，开始计划经营自己的工作室。他的具体计划我在这里就不赘述了，但总而言之，他是一个蛮有方向感的人。
他也尝试过创业，十七岁时和朋友一起开发软件。小赚一笔，后来，据他说，被朋友背后捅刀，从此分道扬镳。因而他是一个很有经济头脑的人，在做演员的同时做工作室的领导者，思维方式更偏向制片人相比导演。
然而，此次见面对他来讲并非朋友见面，而是商业谈话。他想让我担任他们在准备的新一部片子的导演，他也认为他们工作室能够给我作为一个刚毕业的导演，一切加大曝光机会和经验。我一而再再而三得问他他们工作室的运营方式等，他显得有些不耐烦，可不是吗。我把这次谈话的对象当朋友，他把我当资本运营中的一棋子。换一种角度来说，他想要招我到他的屋檐下，而我在谈话中力求与他平起平坐。
我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微妙的关系，直到谈话逐渐深入。他一而再再而三的降调他的位置，和他所拥有的决定性权力，包括他想要的是一部怎样的短片，他觉得故事应该如何发展等等。而我此刻，已经对面前的这个英国香港人充满了好奇，我在谈正事之余，一再口无遮拦得追问他的过往，而他不耐烦之余也逐渐告诉了我。
三.
他在中学时有被孤立过，作为校内唯一一个中国亚洲人。他也曾被其他种族所欺负，加上他曾经一起创业的朋友背叛了他。他从此对自己说，他将不再相信任何人。他说，他和每一个人的每次见面，都会潜意识给他们打信任分。如果他遇到的某一个人辜负了他的信任。“这个人在我心中就相当于死了”， 他说。他的家庭环境应该相对富裕，从我的观察来看，他的父母应该是民营企业家，这也解释了他的经济头脑。而在企业和资本的斗争中，不相信任何人是唯一的存活选择。
而我，父母是学者和知识分子。从小耳濡目染的除了数学专业词汇之外，就是真相道德和探索。我们来自的不同背景也构造了这次桌上谈话，桌下的微妙关系。我能看出他逐渐对我戒备三分。
突然，他回归正题，讲到短片的事，他对我谈到了他的一系列构想，我也讲出我个人想讲的故事。我们在这其中寻找交合点，像一场谈判。我尽力避讳谈判的谈话方式，因为虽然我在客场，但我并不想按着他的游戏规则谈，因为这意味着失去自我话语权。我以守为攻，对他的过去更加好奇，一连接问几个比较个人化的问题。因为如果谈到利益和运作，那是他的天下，而谈到个人情感和过去，便是我的天下。
随着桌下的微妙平衡升华，我们的谈话逐渐升温。似乎我们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一步棋。他想略过一切的谈他能给我的机会，从而我为他工作。而我像个侦探一样挖掘他的过去，攻破他的信任防线，一是更加了解他的为人和存在，满足我的好奇，二是一切事宜的讨论得以平起平坐。
四.
此刻，我对他戒备的同时，也心生敬意。他仅仅二十一岁但经历的事情却有很高的复杂度。二十一岁便把自己的心锁了起来，对人人戒备，内心给他们打分。只和自己相信的少数人合作，而可能的权利挑战者，势必会被他防上加防。一只孤狼，偶尔成群结队。他说他想不停的挑战自己，想做什么是就去做，直面风险。像一头孤狼的野心，梦想着雪山顶峰上的风暴，那里不温暖，不安祥，那里却是他想去的地方。他向前进发着，困难视作挑战，三五成群的同行者中，没有他真正的队友。而他孤独的心，只能以寒雪为床，以狂风为毯子。这是一种多么孤独的存在，被他开头的那朴实的笑容掩盖。
在最后，我告诉他短片的事情我还要再考虑，他送我回车站，谈话的温度还没有降下来。他以上司的口吻跟我，给我三天时间考虑，而我以攻为守，跟他开始讲大实话。我跟他说，我刚见他的时候完全没有看到他内在的深度，我当时领略到他的笑容和迎合时，看到的是朴素和诚实。他说，“那都是都是逢场做戏不是么？” 我还问他，“在你的心目中，你有几个真正的朋友呢？” 他回答道，“零”。
五.
我们的见面在高温的谈话中结束了，留给我的是无数的问题夹杂着对他存在的震撼，这也是给我这个初出茅庐的毕业生的警钟，人们常说，毕业后的社会上，一切都是利益间的斗争。如今我开始相信，那黄昏之后无故人的传说。但是我觉得这句话有失偏颇，毕竟我在他的存在上看到的，是某种孤狼的美感。而着一切的一切，对我这种人来说，都与功利无关。
这种对美感的认知，是功利心的镜子，它们会一直在这个世界中，与彼此博弈，与彼此平衡。正如我和他那天的对话。其实，这两者在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下也是相辅相成的。他找我一起拍短片的主要原因是表达美感，而我考虑这个机会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功利。那些商业圈里很有经济头脑的孤狼们，往往对艺术之美有着至高的尊敬的。而那些饥饿的一生只寻找美感的艺术家们，往往对功利有一种潜意识的崇拜。
我在回去的火车上反思，这孤狼今天的存在，或许跟他的移民背景有关。中华文化，诚信为本，而在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下，穷人真诚地对待彼此，抱团取暖，富人处处防备，家庭至上，风中孤狼。小康阶层或许是中间的灰色地带，也就是大部分人。在英国的资本主义文化下，他血液里留着的诚信为本的座右铭受到冲击和践踏，因此转向另一极端。
通过这个假象，我记得周星驰的电影「功夫」中，有周星驰的角色想做坏人的桥段，仿佛在表现社会的一股力量：你只有放弃内心的真诚，才能获得经济上的成功。而周星驰的角色放不下，电影中正派和反派的博弈也建立在内心真诚与注重个人功利两个思考形式中。而这部电影的拍摄地恰恰是在英殖时期的香港，是否潜在的反映了诚信为本的血液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大环境之间的矛盾？
顺着这条路，日本的卡哇伊文化也得到了解释，那是高压社会下，在黄昏后无故人的世界里，那些不想做孤狼的人们，内心需要寻找的那一丝温暖。这恐怕是全人类在工业化和商业化后的时代里，面对的共同问题。
六.
我坐在火车上越想越广，突然想起一个细节，那次我们几个刚刚毕业的导演学生和我们导演课的老师见面和了一杯，庆祝毕业。我们导演课的老师叫约翰•罗伯特，他年近六十，从他的脸上能看出沧桑。他的导演事业并未很成功，但也在上个世纪的电影工业里混过。他在谈话中谈到电影业的冷酷，和娱乐圈功利的险恶。我们几个学生中，有一个中国女生，她害羞内敛，沉默寡言，但谦虚谨慎，彬彬有礼。她的作品并不突出，平时经常在其他人的讨论声中被淹没，很少有人听到她。那天见导师，她也来了。约翰•罗伯特对我们这些分数高，健谈且外向的学生们态度平平。但当约翰见到那位中国女生，他起身，哈着腰，问她想喝什么，他请客。女生羞涩的回复，约翰露出眉头紧蹙下的笑容，走出我们这些其他学生的围困，和女生一起走向吧台。在夕阳下，他们的个子差不多高，一个年近六十的白人，和一个二十出头的中国女生。从背影中，约翰看着中国女生，不断寒暄。
那天和约翰的见面结束后，我们在车站离别，约翰说，谢谢我们这些学生，我们的出现让他的人生有所不同。他在离别前还说，五年十年之后，我们应再聚。他和我们一一尴尬的拥抱，仿佛他真心得想拥抱我们，但他不想让我们觉得不舒服。仿佛他深知自己的年迈，不想成为我们青春的累赘。他短暂的告别，转身不回头的走入车站中，大步流星。我看着他的背影，心想，谁知道火车会把他带向哪里呢。
- 斜屋顶 2021.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