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26日，我摇中了本人第一辆燃油汽车购车指标。除了兴奋于自己的好运外，突然对本市摇号所折射出的一些经济现象产生了兴趣。
为了降低燃油汽车尾气排放对大气产生的污染，同时为缓解天津市城市道路拥堵现象。天津市政府于2013年12月15日晚突然正式召开发布会向全市宣布自12月16日零时开始天津实施无偿摇号与有偿竞价相结合的限牌措施。2014年3月1日开始实施限行措施，每日和每周限行的尾号与北京一致。具体限行时间及区域为，外环线(不含)以内每周5个工作日每日7时至19时，按牌照尾号限行2个尾号。外地车实行工作日7时至9时和16时至19时禁止在外环线(不含)以内行驶。
新政伊始，为了能在摇号政策正式实施前拿到汽车保有指标的心理，使得平淡的汽车交易市场突然火热。以往门可罗雀的二手车市场突然门庭若市，全款买车不顾车型的“土豪”买主络绎不绝，有偿竞价的牌照单价也是水涨船高，通过增加普通大众“购车成本”的方式减缓汽车保有量增速的方式也算起了作用。
随着政策的逐渐深入，汽车增速逐渐迟缓，“摇号及限行政策”大显成效。可最终的结果除了合法居民“买车难、拍号贵”外，原本只是早晚高峰拥堵不堪的城市道路，由于外地牌照的增多，拥堵周期不降反增，该来的雾霾也丝毫没有迟到，反而更有愈演愈烈之势。
这种一刀切的经济政策，在打破了经济规律的同时，也使原有的市场经济丧失了对交易的调控能力。胡佛在第二个国情咨文中说：“经济不景气的问题是绝不能用立法的行动或行政的声明来解决的。经济创伤只能由经济实体的细胞——生产者和消费者——来自我治疗。这两方面的合作可以加速复原的过程并且减少不利的副作用。”
胡佛的这种论调固然使美国经济在大萧条时期不断沉沦。也使政府在经济危机面前无能为力。但是目前我们所采取的“绝对干预”与胡佛的“绝对不干预”在市场调节面前都是一种“弱势思维”。简单的一刀切让我们在市场行为面前显得更为软弱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