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看滹沱河上的第二大水库-黄壁庄水库大坝，返途见到“中山古国遗址”的路标，毫不犹豫前往一观，妻子说这是个“意外收获”。
关于中山国（公元前414年—前296年）的记载，见诸于《史记》、《左传》、《竹书纪年》等重要典籍，这个由白狄族鲜虞部建立的国家，西靠太行山东麓，东临华北平原（今河北灵寿、平山、晋州一带），是战国时期为数不多的“千乘之国”，可谓七雄之外的“第八雄”。不过千百年来对中山国的了解，始终停留在典籍记载的寥寥文字之间。直到1974年在平山县三汲乡发现了中山王厝的墓葬，出土了数以万计的青铜器、陶器、玉器，中山国才以三维实体的姿态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遗迹博物馆里展出的文物，几乎全部是复制品，这倒一点也不意外。在众多的复制品中，有两件格外令我感兴趣。其一，犀足蟠螭纹铜筒形器，高58.5厘米，口径24.5厘米（见图1）。其二，错金银铜犀牛屏风座，通长55.5厘米，高22厘米（见图2）。这两件铜质器物上都有犀牛的造型，做工精美，神态脱洒，栩栩如生，令人叹为观止。细细观看，筒形器底座上的两只均为独角犀（图1和图3），而屏风座则为三角犀！且额头上的角长大高耸，鼻端的两只角较小（图2）。再细看，这几只犀牛的足都不分趾，看上去类似于马蹄。
我心生疑惑，一连串的问题油然而生。2,400多年前的中山古国地区是否有犀牛生存？亦或是见于外邦？甚或是取材于类似《山海经》对异兽的想象？我们知道，现代生存的犀牛均为奇蹄目，足分三趾。根据角的数量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为独角犀，包括印度犀（分布于印度、尼泊尔、不丹、孟加拉等地）和爪哇犀（见于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图4）；另一类为双角犀，额头一前一后两只角，鼻端的角长大，向上弯曲，鼻梁上的角较小。它们是主要分布于非洲的黑犀牛和白犀牛（图5和6，注意它们的脚趾）以及分布于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苏门答腊犀（图7）。
犀与牛颇形似，但从生物学的角度，犀为奇蹄目，足分三趾；牛为偶蹄目，蹄分两半，故两者在生物进化链上相去甚远。根据古生物学家的研究，华北地区在更新世时期（距今250万年至1.2万年）的确有犀生存，是为板齿犀，拉丁学名Elasmotherium，且有多个属（真板齿犀、副板齿犀、梅氏板齿犀、中华板齿犀等）。板齿犀为独角犀，体型巨大，具有一个最长可达2米的额角，体重超过7吨，是曾广泛生存于欧亚大陆的犀科动物（图8为复原图）。从生物进化的角度，独角犀相较于双角犀更为原始，即先有独角犀，后有双角犀。2021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和古人类研究所的 孙丹辉等在《历史生物学》杂志（HistoricalBiology）上发表了关于晚中新世（距今约1,200万年前）更为原始的板齿犀，然而最古老的板齿犀，甚至可以追溯至距今2,650万年前的渐新世（邓涛等，2021）。图9为迄今发现的板齿犀骨骼化石的分布图，它们广泛分布在俄罗斯和中亚，以及中国西北、华北、华中地区，包括陕西定边、甘肃东乡、山西宝德、河北阳原泥河湾、湖北神农架等等。板齿犀于更新世晚期灭绝，中山古国人或许无缘与之相见，但史前人类与板齿犀共存过相当一段时期，留下传说和图形便不足为怪。
无论如何，中山国王厝墓葬出土的犀牛形象不仅有独角犀，还有迄今自然界未曾见过的三角犀，且犀足不分趾而呈马蹄状，这令我百思不得其解。
关于“犀”字的起源，图10示从殷商时期的金文至楷书的字形演变，可见殷商便知犀。犀字由三部分组成，即尸、水、牛。犀牛栖息于水，“水”中之“牛”，可以理解，可“尸”作何解呢？
《说文解字》记：“犀，南徼外牛。一角在鼻，一角在頂，似豕。从牛㞑聲。先稽切。” 南徼（音jiǎo）即南方边陲，意思是犀乃南方边陲外邦的牛，一角长在鼻，一角长在顶，形似猪。这里描述的显然是双角犀，而非曾经在华北地区生存过的独角板齿犀，且来自南方外邦。
班固所著《汉书 平帝记》记载：“二年春，黄支国献犀牛。” 即汉平帝刘衎（音kàn）元始二年（恰巧也是公元2年），春天黄支国贡献犀牛。这是发生在中山国亡后近300年之后的事情，但至少可以佐证，中原的汉朝帝王可以见到进献自“黄支国”的犀牛。黄支国在哪里呢？
唐《漢書 顏師古注》曰，“應劭曰：「黃支在日南之南，去京師三萬里。」師古曰：「犀狀如水牛，頭似豬而四足類象，黑色，一角當額前，鼻上又有小角。」” 这个描述为额角大，鼻角小，与现今生存的双角犀不同。
《汉书 地理志》记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厓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
归纳起来，黄支国在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所置日南郡（今越南中部 。因夏至前后太阳位于北方，即日之南，故名。图11）以南的海上，距京师（长安）三万里，乘船需将近十二个月方能到达。
黄支国的位置一般有两种说法，一说为今印度马德拉斯（1996年更名为金奈）西南的康契普腊姆Kanchipuram附近（图12），一说为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西北部亚齐附近（图13）。以上多种典籍对犀牛的描述均为双角犀，故苏门答腊说更合乎现实，那里产双角犀，且在日南之南；而印度则位于日南之西，产的是独角犀。
《知乎》上有作者小狼，花了很长的篇幅，认为黄支国位于中美洲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之间的尤卡坦半岛。那里有犀么？没有。
不过京师长安至苏门答腊并无三万里，行船也无需耗时一年。汉代1里约合现代415.8米，3万里约合12,474公里，向南可以抵达东印度洋中部，澳大利亚珀斯西海岸，那里也没有犀。
可是我的问题仍未解决，既然汉代贡自南徼之地黄支国的犀是双角犀，可以推测中山国所知之犀亦如是，可为何铜器物上的犀却为独角犀和三角犀？为何犀足不分趾而形如马蹄？
清代的《說文解字注》关于犀的解释颇有趣，“(犀)徼外牛。各本有南字。今依韵會。楚語曰。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後漢章帝紀。蠻夷獻生犀、白雉。一角在鼻。一角在頂。爾雅山海經郭注、劉欣期交州記皆云有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頟上。一在鼻上。鼻上角短小。”
这里除了提到夷蛮献（双角）犀，还说《（晋）尔雅山海经郭注》、《（晋）刘欣期交州记》均提到了三角犀，“一在頂上，一在頟上，一在鼻上，鼻上角短小”。《康熙字典》也说“（犀）三角者，水犀也。二角者，山犀也。在頂者，謂之頂犀。在鼻者，謂之鼻犀。犀有四輩。”这些关于三角犀的记载均与中山古国相隔年代久远，且无自然界的实证，可采信的程度也就随之降低了。
1963年在陕西兴平县吴乡豆马村出土了一件西汉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长58.1厘米，宽20.4厘米，高34.1厘米，重13.34千克。犀牛昂首伫立，体态雄健，四腿短粗，肌肉发达，两角尖锐，比例准确。它是双角犀，鼻端角大，鼻梁角短小，耳朵呈向前张开的喇叭形状。我惊讶地发现足部用两条刻线勾勒出三趾！真是难得一见的写实风格的精美青铜作品，堪称瑰宝（图14和15）。
叙述至此，原本以为可以作结论了。可是又查到一些新的材料令我大跌眼镜，整个故事反转了！
史前时代的华夏先民对犀并不陌生，他们曾与古老的板齿犀共存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留下了对已经灭绝的独角犀深深的历史记忆。《山海经》在某种程度上便是这种群体记忆神性化的写照，它记载了种种似牛非牛、似犀非犀、似马非马，以及有独角的异兽，诸如兕（图16）、狰（图17）、䑏疏（一角马）（图18）、夔牛(图19)、犀渠（图20）等等。
2021年9月任疆的《人犀之间：从猎杀驯养到灵犀想象》，有如醍醐灌顶。文章说，从现代生物分类学来看，古代的犀牛分属不同的属种，在体型和形态上存在较大差异，因而古人在造字时便取“犀”、“兕”来分别指称。作者引述《尔雅·释兽》对二者的描述：“兕似牛，犀似豕”；以及晋代郭璞对其作注道：“（兕）一角，青色，重三千斤”，“（犀）形似牛，猪头，大腹，卑脚，有三蹄，黑色，二角……”，任疆认为，“可以大致推断‘兕’应当为独角犀属的印度犀或爪哇犀，而犀则是双角犀属的苏门答腊犀。”
兕（音sì），《山海经》描述的一种异兽（图16），“兕在舜葬东，湘水南。其状如牛，苍黑，一角。” 意思是，兕出没在舜的墓葬东面，湘江以南，形如牛，黑色，一角。相传舜葬于九嶷山，因此兕大致分布在湘南粤北地区。《说文》：「兕，如野牛而青，象形」 。《（晋）刘欣期交州记》：（兕）「角長三尺餘，形如馬鞭柄」。《国语·晋语》：「唐叔射兕于徒林」。 《论语·季氏》：「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这些记述表明，直至春秋战国时期，兕并不鲜见，而且是和老虎这样的猛兽一样，被关在笼子里的。
任疆文介绍了多件商、周、战国和汉代与犀兕有关的文字记载和文物图片，如商代小臣艅犀尊（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图21），战国错金银犀牛铜带钩（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图22），战国石犀（四川成都博物馆藏）（图23），汉代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图14和15），汉代鎏金铜犀牛与驯犀奴（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图24）。除战国石犀造型奇特，看不出角和足趾的形态，其余均为双角犀，鼻端角大，鼻梁角小，足分三趾。
根据任疆介绍，殷墟甲骨文中多次出现了商王狩猎犀牛的刻辞，其中《殷墟文字乙编》第2507片记载了商王“焚林而猎……获十五兕”。有时商王也会用猎获的犀牛作祭祀，制作于帝乙或帝辛六年的“宰丰骨匕”上有刻辞：“壬午，王田于麦麓，获商戠兕。王赐宰丰、寑小、（矢旨）兄，在五月，唯王六祀，肜日。”大意是：壬午日那天，商王在麦的山脚下猎获了一头罕见的兕，商王赏赐了随员，当时正逢肜（音róng）祀之期，便用这只兕举行了肜祭之礼。随后，史官便取用犀牛的一段肋骨进行了刻辞和镂画，以纪念这个辉煌时刻。
商代小臣艅犀尊（图21），于1843年在山東寿张梁山出土，为商代晚期，其上有刻文记述了一段历史事件。殷商时期，东夷反叛无常，帝乙十五年（公元前1187年）征讨东夷，路过附属商朝的夒地（即今山东聊城寿张镇一带）进行巡视，并赏赐了夒地首领俞，还在这里进行了祭祀。之后俞便铸造了一件犀牛型青铜器（图21），并刻文纪念，曰 “丁巳。王省夒且。王易（赐）小臣俞夒貝。隹（唯）王来正（征）人（夷）方。隹（唯）王十祀又五，彡（肜）日。”
诸多典籍之中，犀与兕往往是并列叙述的，似乎并不相互替代。
例如，《周礼·考工记·函人》中记载了当时专门从事铠甲制作的手工业者“函人”：“函人为甲，犀甲七属，兕甲六属，合甲（即双重犀兕之皮）五属。犀甲寿百年，兕甲寿二百年，合甲寿三百年”。看来兕甲比犀甲更为结实耐用。
又如《公输》墨子说公输盘不要攻宋，“……荆有云梦，犀兕麋鹿满之，江汉之鱼鳖鼋鼍为天下富，……” 荆楚有云梦泽犀兕麋鹿遍地，江汉之地鱼鳖鼋鼍富甲天下，墨子问，楚为何还要攻打穷国宋呢？
这些记载表明，殷商至西周，犀牛在中原和江南均可见及，既有双角犀，也有独角兕，它们是帝王狩猎的对象，祭祀的牺牲，犀兕皮革制甲，犀的形象视为荣耀之象征。至战国末期和西汉，与殷商之隔已逾千年，犀兕均逐渐灭绝，成为罕见之物。独角兕可能灭绝的更早些，这也和出土文物中罕见兕的形象相吻合，兕逐渐成为“异兽”而带有神秘的色彩。
战国末期至汉，犀只有与海外南徼番邦的交往过程中才能见到，番邦使节带来的主要为苏门答腊双角犀。虽然古代帝王们将犀作为珍奇异兽，中山古国的匠人未必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它们，在器物制作时自觉或不自觉地融入一些想像与神话的元素，是非常可能的。
新的疑问产生了：殷商和周时期所见之兕（独角犀）是濒临灭绝的板齿犀最后的残支呢？还是现今仅见于南亚次大陆的印度犀曾经在北方生存过的痕迹呢？双角犀真的在华北、华南生存过吗？它们为什么没有留下任何化石记录？三角犀真的从来不曾存在过吗？
留待新的生物化石发现和考古发掘来回答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