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

中国 社会与文化

巴黎圣母院大火

以国为界的文明

巴黎圣母院、圆明园——两场相隔一百余年的大火将这两个风格迥异的人类文明之子联系在了一起。当巴黎民众在街头唱起圣歌，为这所教堂的命运祷告的时候，中国社交媒体在惋惜和哀痛之外，还出现了这样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英法联军曾经火烧圆明园，所以巴黎圣母院被烧就是“活该”；另一种观点相对温和，但同样拥有大批信众——“巴黎圣母院固然值得惋惜，但别忘记当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带来的伤痛”。

可是这些声音无法给遭到焚毁的巴黎圣母院以安慰。这座有着近千年历史的教堂不仅是宗教文明的圣地，同时也是巴黎这座城市的地标，即使是带着最强烈的民族情绪的游客，恐怕也无法不为来到巴黎却错过巴黎圣母院而感到惋惜。可叹的是，虽然马克龙政府已经宣布将修复巴黎圣母院，但这也意味着以后的游客再也无法亲眼看到它最完整的原貌了。

这个时候，无论是幸灾乐祸还是顾左右而言他都显得过于冷酷，而且缺乏人文关怀。然而，从这场火灾的消息被媒体报道开始，类似的观点就在中国社交媒体上蔓延。4月16日凌晨就有媒体机构在微信公众号上发表题为“当我们惋惜巴黎圣母院时，请别忘记它们”的文章，在历数世界各地的文明在21世纪遭受的劫难后，结尾处呼吁读者不要忘记圆明园被英法联军“焚掠一空”后“中国的独自痛心”。大概是觉得此时这样的论调实在不合时宜，这篇文章发出后不久就被这家媒体机构删除。

不过，类似的论调在圆明园遗址公园就此事发声后达到了顶峰。在对巴黎圣母院遭到损毁表示惋惜的同时，这篇文章花同样的篇幅回顾了圆明园遭毁的历史，称其为“中国历史耻辱柱上最疼的一根钉子”，并表示“文化不应该这样毁灭，更不应该人为践踏”。文章发出后不久，圆明园紧跟着巴黎圣母院一起出现在了微博热搜榜单的前列。

一场发生在巴黎的火灾，何以将中国的看客带回一百多年前的文明劫难现场，让社交媒体上的情绪显得与世界范围的惋惜与哀痛格格不入？在笔者看来，这是奉守“以国为界的文明观”的结果。以国为界的文明观将人类文明割裂成一个又一个孤立的存在，这边是中国文明，那边是法国文明。在国家主义的裹挟下，文明之间缺乏共情能力。当一个文明遭到不测，另一个文明却冷眼相对，制造“文明的冲突”，让原本属于人类的文明落入另一种形式的“修昔底德陷阱”。

每个文明或许因为语言和传统而有着不同的辐射范围，但国界从来都不是文明的疆界。即使是令许多人扼腕的圆明园，也是东西文明交汇的产物。时过境迁，在大部分中式木屋被焚毁之后，今天圆明园留存下来的多是当年用大理石建造的西式建筑遗迹。试想，如果清王朝固守中国文明至上的文明观，视西洋文明为粪土，圆明园恐怕也不会收到“万园之园”的赞誉，也无法在被野蛮焚毁之后留给后辈富丽堂皇的无尽想象。

在学校的教科书中，圆明园通常被刻画成“国耻”的象征，圆明园遗址公园也变成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然而如果你走进今天的圆明园遗址公园，这种“废墟爱国主义”带来的羞耻感可能会被这里的波光和柳色涤荡一空，许多往来的游人面对着夕阳留下了笑容灿烂的游客照。作为昔日清朝王室无上权力的代表作和艺术品，曾经仅供皇族休闲娱乐的圆明园如今和故宫一样面向全世界的游客开放，在艺术价值之外，这应该是圆明园呈现的另一层文明内涵。

即使是这样，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国耻教育依然是“成功”的。在巴黎圣母院火灾发生后，有网民称自己“一想到火烧圆明园就同情不起来”。为什么面对被焚毁的巴黎圣母院，许多人首先联想到的却是英法联军狰狞的面孔？与文明之间的共情不同，国耻教育培育的是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共情，国家间的仇恨通过国耻教育烙在了一代人的心中。当我们把与国家的共情投射到文明中间，更会强化我们对文明被国界割裂成块状的印象。

国家间的交恶本不应该影响民众对文明的共识，否则当年的雨果就不会写下《致巴特雷上尉的信》，声讨本国政府的不义行为。在信中，雨果写道：“统治者犯下的罪行并不是被统治者的过错，政府有时会成为强盗，但人民永远不会。”遗憾的是，今天的许多人似乎只记得信中将法兰西称为“强盗”的比喻了。

个人与国家之间过于强烈的共情，实际上是将一个抽象共同体的感情具体化到个体行为和价值观之上的过程，......。我们需要警惕的是，国家主义不应该成为衡量文明的标准。在某些时刻，为国家的每一声疾呼都有可能成为压垮......的最后一根稻草。

读后感，今天我们经济走上全球化的同时，我们的人文情怀是否也应该突破国界容入世界文明中。

回过头来看不靠谱的川普，以美国第一的民族主义来挑起中美贸易战，这是否在走回头路，回到美国独孤主义的道路上去。这将是文明社会的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