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书影君

01

广东，深圳。

离市区以北10公里的龙华新区，有一家三和人才市场。在这个市场中，有大约800家劳务中介公司，每天大约能招7000名工人。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人，怀抱着梦想，蜂拥而至，希望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但也有许多特殊的年轻人，他们宁肯在市场外边，寻找可以每天结算工资的工作。因为他们信奉的是，打一天工，享受三天！至于明天，他们并不考虑。

他们被戏称为"三和大神"。

日本NHK电视台出品的一部分纪录片，以持续关注中国社会发展和变迁为主题，试图在大变革的时代，寻找那些在命运大潮中随波逐流的小人物。

2018年5月份，NHK播出了一部题为《三和人才市场：中国日薪百元的年轻人们》的纪录片，将镜头对准了与三和人才市场有关的几个普通中国年轻人。

记录下了他们内心，在这个时代特有的忧思、焦虑，甚至绝望。

02

工资按天计算的零工，大多是没有技术含量的体力劳动，比如搬运工等。而那些讨厌长期劳动，喜欢日结工资的零工族，则大多是90后的年轻打工者。

三和人才市场周围那些干一天玩三天、被称为"三和大神"的年轻人，据说有好几万之多。

他们厌恶长期劳动，只追求短期享受，一天工资到手，立刻沉迷于网络游戏甚至网络赌博。不少"三和大神"因为收入的不稳定，经常露宿于公园或街头，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游民生活。

逐渐地，这些年轻人对生活失去了希望，毫无奋斗意识。他们认为，这个时代是不公平的，个人再努力，也突破不了社会层级的固化与限制。

与其辛苦劳碌，不如及时快乐。

03

东东，22岁，老家在江西农村，16岁时便出来打工。

他一年前来到深圳，在几家大型企业干过，但都干不长。好容易又找到一份工作，因为老板娘嫌他工作时总玩手机，他心里不爽，立刻又辞了。

东东开始寻找日结工资的工作，因为这样来钱快，不用总看老板脸色，工作不痛快马上就能走人。

后来，他找到一份在奶茶店的日工，每小时工资12元。

但干了几天后，他就又辞职不干了。

东东兜里有点钱时，就和记者一起去住市场附近的简易旅馆。

这种家庭旅馆大多是当地农民的违章自建房，30平米的房间里，拥挤地放置着十几张上下床，厨房卫生间共用，一个床位一天15元钱。

这里的环境肮脏、局促、空气污浊不堪，蟑螂、臭虫横行，而被褥就根本不换。

如此恶劣的居住条件，但房间却都会有WI-FI信号。东东这样的现代年轻人，什么恶劣的居住条件都可以忍受，三餐不定也没有关系，但就是不能忍受没有网络的世界。

找不到工作时，东东经常在网吧消磨时间。

这种廉价网吧遍布三和人才市场周边，收费标准是1小时1元钱，通宵10元。

只有在绚丽精彩的虚拟世界里，东东才可以找到自己在这个真实世界的存在感。

04

宋春江，27岁，12年前从河南老家技校毕业后，被学校骗到深圳打工。

宋春江

刚开始几年，宋春江还能干得了一天12小时两班倒的工作。

但随着年纪的增大，境遇的长久不变，向上改善的道路狭窄，他逐渐失去了生活的动力，对这个社会也厌烦起来，感情也变得麻木冷漠。

他自嘲地称自己为"三和大神"，并总结出大神的几点特征：

睡大街公园，可以三天不吃饭。吃几元钱一碗的"挂逼面"（"挂逼"为当地流行语，类似于"屌丝"），喝一元一瓶的清蓝牌矿泉水，抽五毛钱一支的散装香烟。

网络上流传的“三和大神”三件套

宋春江为了玩游戏买装备，曾借了两万元的网络高利贷，最后游戏账号被封，一万多元打了水漂。

为了挣一两天的生活费，宋春江甚至把自己的身份证以100元的价格给卖了。

出卖身份证，是许多三和年轻人都在做的事情。

他们仿佛以此举动，宣示自己与正常社会的隔绝，在底层人群中自我放逐。

宋春江知道对方用自己的身份证开了三家公司，并从事着非法交易。

"公司倒闭了，我也要负责任，不过我已经没身份证了，警察找不到我。"

宋春江嘻笑着说，一副无可奈何之后又毫不在乎的表情。

李磊（右）

李磊，27岁，和宋春江一起混的朋友，他在深圳睡过大街，饿过肚子，同样属于“三和大神”。

因为父亲早早去世，母亲改嫁，李磊很少和家人联系，也再也没有回到过老家。

他说他已经对生活绝望。

赵伟

赵伟，离乡打工十年，三年前来到三和人才市场，至今未成家。

他沉迷于网络赌博，每年打工挣的钱，大部分都输了。他对记者说，自己也知道说出来很丢人，但就是控制不住自己。

05

但并不是所有被采访的年轻人，都如宋春江和他的朋友们那样，自我放逐，自甘堕落。

纪录片中，采访到一些打工者，他们对生活，有着不一样的看法。

陈用发

陈用发，39岁，来深圳打工18年的第一代农民工。前些年在一家牛仔裤工厂打工时，因机械事故而失去了右臂。

凭借着工厂给付的赔偿金，他在市场附近开了一家豆浆店。

陈用发在深圳结了婚，还生了一个女儿，他对生活的态度积极务实。

"失去右臂，你总不能老抱怨，又没有什么用。只能把左手练好，照样能工作，能生活。"他边用左手熟练地往打包盒里盛着白米粥，边对记者说。

即使他对生活的态度是积极的，但并不意味着没有苦恼。

他的女儿，因为没有深圳户籍，所以不能上这里的公立小学。而把女儿送回老家上学，陈用发又实在于心不忍。

因为女儿生在深圳，长在深圳，早已习惯了繁华热闹的都市生活。一旦被送回老家，孩子无疑会有一种被抛弃感，这对她的成长并不利。

陈用发对记者说，虽然已经来深圳18年，但从来没觉得自己和深圳有什么关系，这里不是自己的家，自己只是在这里挣钱养家罢了。

所有试图同深圳产生关系的外地打工者，无一例外，只是为了孩子在这里有学上罢了。

06

陈勇，25岁，老家贵州农村，三个月前来深圳打工。

陈勇

与其他青年不同，陈勇上过大学，虽然是那种高收费的三本学院，一年学费就要13000元。

他只在大学上了一个学期，就因为要凑学费而出来打工，并因此开学迟到了一个月，结果被学校除名。

他一气之下，学也不上了，跑到深圳来打工。

但三个月来，陈勇都没有找到工作，深圳，也完全不是他想象的样子。

陈勇喜欢武术，能像李小龙一样舞动着双节棍。

他说，走投无路时，有人教他去偷东西，他坚决不做，因为不想背负着这个罪恶生活一辈子。

邓大海，35岁，10年前从湖北农村来到深圳，开始也是在大厂子里打工，一年半前专职做个人中介，每个月有7000元的收入。

对于这十年来，来深圳打工者职业观的转变，邓大海深有体会。

他总结现在打工年轻人找工作的标准：第一要轻松，第二要工资高，第三要来钱快，最好是一天一结。

今天有钱今天就痛快享受，根本不去考虑明天。

07

通过几位年轻人的现实境遇，纪录片分析了"三和大神"现象背后的社会成因。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增大，农民便纷纷进城打工。

当第一代农民工已经步入中老年时，他们的子女，那些90后年轻人，已经开始以"二代农民工"的身份进入社会。

因为从小属于留守儿童，这些年轻人受教育程度很低，深圳市60%的打工者的学历都不到初中毕业。

他们的工作观念与生活态度，都和父辈们完全不同。

他们出生在科技时代，智能手机、网络游戏、电子支付伴随着他们的成长，而他们也能与生活在城市中的同龄人一样，享受相同的科技成果。

这些从留守儿童长大的年轻人，他们也有90后独有的性格特点：

第一，个性鲜明，不服管理，不愿受职业约束。

第二，向往轻松、舒适的工作环境。

第三，痴迷于网络虚拟世界。

第四，老板骂人、工作太累、工资太少都可以成为他们立刻辞职的原因。

因从小父母不在身边，这些年轻人没有多少家庭观念，与父母的感情也淡漠疏离。

由于内心没有家庭亲情的羁绊，所以他们对待自己人生的态度，也就随意任性。

此种灰色人生观之下，有些人由善转恶，而有些人便自我放逐。这些年轻人，逐渐失去对这个世界的希望，过着有一天算一天的混沌生活。

他们的世界里，明天都不愿去计划，理想更是太过遥远。

08

其实，这部记录片中显露出的问题，在国内观众看来都有些老生常谈。

比如年轻一代农民工的归属感、比如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比如留守儿童等等。这些现实，国内的媒体也经常报道。

当我们每一年都面对同样的问题时，当我们对待解决不了的问题，开始变得习以为常甚至麻木时，这才是最令人担忧的。

因为我们对它视而不见了。

你也可以说，这些打工年轻人好吃懒做、不求上进，才会混到这个地步，都是咎由自取。

而我认为，一个人出问题，你可以归结为个人的原因，但当一大批人都出现同样的问题时，我们便不能再将其简单地归咎于个人素质差，而要寻找这问题背后，深层的社会原因。

我们国家经济增速飞快，社会变化巨大。

当社会的车轮滚滚向前时，一定会有身处边缘地带的人，因社会地壳的剧烈变动，意外跌入裂缝，再无翻身的机会。

他们是时代的牺牲品。

09

哀莫大于心死。

当本应最有活力的年轻人，心如死灰时，当本应最该充满希望的年轻人，绝望无欲时。整个社会又依靠什么，来保持向上发展的动力？

其实，日本社会现在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年轻人普遍不愿为未来而奋斗，过着得过且过的生活，日本也成为了“低欲望社会”。

当然，作为个人，永远不能因为社会原因而放弃个人的奋斗和努力。

纪录片的最后，东东下定决心摆脱网络游戏，去往广州找美发店工作的姐姐，他希望自己成为一名美发师。

陈勇对记者说，"当我们遇到生命危险后，有人就一蹶不振，而有人却更加珍惜生命。我希望自己是第二种人。"

而当记者问宋春江今后的打算时，他一脸麻木地说，"过一天算一天，老了就死了算呗！"

我们无法把自身的悲剧，完全推给社会。个体的认知差异，仍旧是个人命运转折中的最大变量。

宋春江和他朋友们

在宋春江和他朋友们的身上，我无法感受到年轻人本应充满活力与希望的气息。相反，我闻到了死亡的味道。

他们25岁时就已经“死”了，只不过到75岁时，才会举行真正的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