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安县志》现存最早的版本〈万历二十五年版（公元1598年）藏于日本，窃以为是福安城关沦陷时被掳掠）中，《重筑县城记》（明）：“国初倭数入寇，民甚苦之，乃建卫，设巡司水寨……去年四月寇至，城遂破……。” ­《福安县志》第二卷营缮志城池篇 记载：“（福安）旧未有城，惟筑土墙，立四门。

本朝（明朝）正统十三年，累砖为城，增小西门，各有楼。嘉靖六年，重修，以石厢五门。三十七年（公元 1559年）倭报急。城墙改造。未毕工而倭至。三十八年四月初五日（公元1560年），城陷。未逾月，淫雨，城俱圮（音：pi,义：倒塌毁坏）。”据时任福安知县的卢仲佃一篇祭文《倭后掩遗骸文》中记述：“予去岁被调，在途闻福安之报，泫然流涕。今身历而面睹之矣。十月赴任，见荆棘满城，灰烬遍市，二百载烟火辏集之区，一旦荒墟，心痛之，誓不与此贼共天地也。”至于在嘉靖三十八年的倭祸中，福安城关死难的具体数目，在卢仲佃知县的《倭后掩遗骸文》中也有记载:“遂至一邑老幼男妇，无辜不雪者几三千人呜呼！胡尔辈之所遭如是耶？”祭文中称道，死难者将近3000人！据《福安县志》第三卷兵食志户口篇 记载：本朝（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2年）：城关共有7410户,25663人；嘉靖十一年（公元1533年）：城关共有7100户,25633人；而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7年）即经过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60年）倭祸之后：城关共有6561户22184人。

将正常的人口死亡、出生的基数相抵，前二者的人口数刚好比后者多了3000多！除了瘟疫、灾害的影响，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发展都是呈上升趋势的，从洪武至嘉靖三十八年的近200年间，福安风调雨顺，没有遇到大的瘟疫和自然灾害，人口应该是有增无减的，而近200年后，人口骤减3000，这只能是兵祸！只能是倭祸所为！这证明嘉靖三十八年倭祸中，被倭寇屠杀的福安城关人民的确切数据即为3000人。3000人，这是什么概念？在全城仅有2万5千人左右的县城中，就有3000人死难！倭寇的入侵不仅在财物、肉体上对福安人民进行了破坏，更给福安人民精神上带来了重创。据《重筑县城记》记载：“城圮民亦散矣……。城未修复，故家大族犹凛凛然不敢宁居。”遭此大难，又加城墙倒塌，几无人敢在城中居住，此倭寇祸患大矣。直至此年“冬十一月，卢仲佃（时调任福安知县）改调至，真能以子视其民，民亦戴之若父母。复遣人携妻子入城居之”。

 当然，历来耿直英勇的福安人民面对穷凶极恶的倭寇，不是一味的退缩忍让，而是奋起反击，将倭寇驱逐入海。《福安县志》第七集人物志的记载对倭寇入侵和大肆杀戮以及福安人民英勇抗敌的行为作了有力的旁证：《福安县志》第七卷人物志之士行篇 节录一二：郭大科 字德渐 鹿斗人。痒生。博雅慷概，疏财乐赈，素有义举。乡族不平者咸请之，愧服焉。

已未（即嘉靖三十八年）倭寇城，捐金募毒箭手，及城陷，抗贼被杀。詹镐 字德武 廪生。城陷，杰然不慑，贼入门缚字，奋拳捶骂，剐死。陈大位 字鸣分，上杭人。倭乱，谐母出城，贼欲刃其母，位以身蔽，伤左臂，贼堕于壕，母得奔脱。

《福安县志》第七卷人物志之列女篇中除却孝悌、贞节类外，多有倭寇入侵时自尽和被杀的列女事迹。这里节录其一二：赵氏 汲头人。生员陈时表妻，年二十七。倭入城，度不能脱，义不受污，携二子赴火而死，贼去，灰烬中犹见其母子骸迹。杨宙娘 二十八都人。阮承祖妻。倭入寇，男子上城守御，妇人收簪珥为逃计。宙娘独袖剃刀一八，妯娌笑曰：“何收此物为？”宙娘曰：“此物必有用处。”及城陷，遂引刀自尽。刘锦娘 苏洋人。生员陈九思妻。李氏 洋头人。郭守元妻。郭理十妻某氏以上三妇，俱芳年。倭陷称，被执，咸抗骂，为贼所杀。郭氏 东门人陈国祉妻。孀守无暇，倭中能义自洁，解带自经于树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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