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什么是"敬"呢?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子:二程的门人朱光庭担任御史。在朝堂上手持笏版，站得笔直，一脸严肃，带动得同僚们也跟他一起摆出肃穆的架势，望之凛然不可犯。
苏轼看到这个场面，气哼哼地对别人说:"什么时候才能打碎这个‘敬’字啊！"
这件事记载于《二程集》。站在二程门人的角度来看，这既说明了朱光庭的君子修为，也彰显了苏轼的小人心肠。
但是，就算主敬，为什么非要压皇帝一头呢?这就涉及程颐为人和学术的另一个特点:复古。
我们读先秦儒学，很容易看到的是:在学术权威面前毕恭毕敬的君主才是合格的。换句话说，学术权威有资格制衡政治权威，惟其如此，才能形成一个健全社会。
但问题是，从先秦到北宋，社会结构早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固守古礼真的还适合吗?不要说程颐，就连孔子、孟子在他们自己的时代都已经不合时宜了。
但是，所谓不和时宜，自有一种神秘的感召力。这种感召力的心理基础是人类共通的，一言以蔽之，就是人总是对现状不满。
怎样消解这种不满呢?今天我们都会推崇那种充满正能量的解决方案，希望通过个人努力来改变现状。
但这种方案存在两大难点:一是太辛苦，普通人熬不住，而是就算成功了，但人又会产生新的不满，人心不足，欲无止境。
所以古往今来有两种最通行的解决方案:一是获得承诺，期待美好的未来，二是给回忆镀金，渴望重建旧秩序。
前者来得更有力，所以世界上才会有那么多的宗教，发行了无数张天堂入场券。但古代中国的儒家知识分子，大体来说，是一个无神论的群体，所以留给他们的路就只剩下后者了，所以中国历史上各种复古改制的浪潮才会一波接一波。
当我们在这个背景下来看程颐，就容易理解他为什么能够聚拢那么多的门人弟子，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洛党。
同样不难理解的是，有着清教徒气质的道德楷模们最看不惯的当然就是那些放荡不羁的人，或者说是性情中人。
所以像苏轼这样的人，才是地地道道的奸人，君子嫉恶如仇，对奸人绝对不能心慈手软。
至于苏轼把程颐一党看成奸人，另有一番道理，那就是苏洵曾经在《辨奸论》里指明了的:凡是不近人情的，十有八九都是奸的。
当年的王安石不近人情，所以是奸人，现在的程颐虽然完全不同于王安石，却属于另一个极端上的不近人情，所以也是奸人。那么同样地，君子嫉恶如仇，对奸人绝对不能心慈手软。
所以苏轼对程颐及其一党从来不假辞色，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而程颐和他的门人弟子虽然因为太过严肃古板，缺乏幽默感的缘故，做不来讽刺挖苦的事，但至少可以义正言辞地抨击苏轼及其一党。
蜀党和洛党就这样水火不容，人人都怀着见蛇不打三分罪的觉悟互相伤害着。
党争的结果是两败俱伤:程颐和苏轼先后离开了权力中心。
从元祐四年（1089年）到绍圣元年（1094年），五年之间，苏轼除了两度短暂回朝担任京官之外，历任杭州、颍州、扬州、定州四州知州。但党争并没有就此结束，"正邪不两立"的斗争依然如火如荼。
那么洛蜀党争到底在争什么。听到党争二字，你的第一反应，肯定跟政治观点的冲突有关。
其实，洛党和蜀党首先是学术派系，其次才是政治派系。
北宋的学术风气很盛，儒家知识分子争相做学术明家，自觉不自觉地吸引门人弟子。在儒家的学术传统里，最高级的事业是给经典作注，借用现成的经典阐发个人见解。
三苏是有这份野心的，苏洵的创作不多，苏轼和苏辙继续父亲的未完事业，有商有量，分工协作，著述相当丰富。三苏这一派儒学，称为蜀学。
给《易经》作注的工作主要由苏轼承担。苏轼参考过父亲的未竟稿，又融合了苏辙撰写的一部分内容，在黄州期间完成了《东坡易传》。
至于二程那边，受禅宗影响太深，对编辑语录的热情大于注释经典。在所有的儒家经典里，二程只有程颐注释过一部《易经》，称为《伊川易传》，又叫《周易程氏传》。到了元明清三代，《伊川易传》的名气压倒了《东坡易传》，蜀学逐渐变得默默无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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