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大伯坐着绿皮火车回家了。老家村口就有一个火车站，只见他穿着一件蓝色中山服，下身是一条黑色的裤子，一双平底布鞋，背着一个老式旅行包，旅行包上还有“上海”两个字。笑眯眯地从车站出来，朝老屋的方向走……
梦醒后，那个身影久久浮现在我的眼前。我不知道，是大伯想我了，还是我想大伯了。
记忆里的他，正如梦中那般，温和、体面，带着外面世界的消息，一步一步走回我们的生命里。
我的大伯张华淅先生，生于1921年6月。大伯比父亲大两岁，两个人差不多高，都在1.7米左右。大伯微胖，皮肤更白，浓眉大眼，国字脸。跟父亲不同的是，他不是招风耳，也不是平顶寸头，而是留着西装头。年轻时，他一定比父亲更加帅气。
大伯年少时，便跟着祖父在私塾里念书识字，接受传统的启蒙教育。年纪稍长，为了谋生，便去店铺里当学徒，早早离家，开始独立生活。
一九四九年之后，大伯先是在乡政府担任文书，后来，又一直在基层供销社工作，长期在赛城湖阎家渡供销社任职，先后担任供销社主任和食品站站长。
小时候，我和村里的孩子们总盼着家里来客人，也最爱围着别家来客看热闹。但凡有在城里工作的人回到乡下，我们这群小孩子，总爱凑在一旁，眼巴巴地望着。那些从城里回来的人，每次都会揣着糖果，见我们围着，便挨个分发。我们攥着几颗甜丝丝的糖，就心满意足地跑开。
从我记事起，大伯就一直在阎家渡供销社忙碌。因交通不便、路途遥远，他极少回老家。那时候从老家双塔去阎家渡，只有两条折腾人的路：要么步行四十分钟到沙河，再坐一站火车到阎家渡站下车，又徒步走一刻钟才能到供销社大伯的住处；要么步行四十分钟到彭家河，再坐公交到十里大楼，转车到铁桥头，再换乘一次车。如今不过半小时的路程，当年往返一趟要折腾整整一天。也正因如此，大伯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
每次大伯回乡，我和弟弟总是最开心的。一来，总觉得家里有个在城里吃商品粮的亲人是件值得骄傲的事；二来，可以改善伙食；还有，大伯回家总会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大旅行包，里面装着糖果、吃食，都是我们少见的稀罕东西。可大伯回家，从不会只顾着自家亲人。他放下行李，便要去拜访平日里相熟的乡邻亲友，挨家挨户送上礼物，满满一包东西，一下子就分空了。
有一年，他带的礼物终究不够分，站在院子里，脸上露出几分尴尬。父亲看在眼里，连忙说：“哥，给我家里的那份就不用了，你拿去分给他们吧。”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一分一毫的物件，都显得格外珍贵。
旁人总说，大伯在供销社工作，近水楼台，买东西总能方便些。可母亲却说，大伯是个极古板、极守本分的人，半分公家的便宜都不肯占。有一年腊月，大伯调任食品站站长，特意捎信回家，问家里过年是否杀猪，能不能帮他留一点猪肉。那时候的猪肉是要凭票供应的，家里人都觉得诧异——他可是在供销社食品站当站长，食品站就是卖猪肉的，却偏偏舍近求远，要回乡来买肉。
大伯从不以权谋私，却真心实意帮衬乡里。有一年，生产队找他帮忙买紧缺的化肥，他尽心尽力，把事情办得妥妥当当。事后，生产队派两个人拉着一板车松树柴火，走了三四个小时送到阎家渡，专程来感谢他。可大伯说什么都不肯收。送柴火的乡亲急得哀求：“华淅公公，您就收下吧，要不我俩还要三四个小时拉回去，你要是心疼我俩，就让我们把柴留下吧。”推脱不过，大伯最终收下了柴火，却执意按着市场价，一分不少地付了柴火钱。
大伯对祖母很是孝顺。六十年代末，祖母已经八十多岁，他把祖母接到身边细心照料。后来祖母身体越来越差，到最后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吃喝拉撒全靠大伯和伯母守在身边伺候，从无半句怨言。祖母去世时，正值父亲因修建庐山南山公路受伤住进医院。他瞒着父亲，独自将祖母送去火葬场，还跟伯母说：“我希望将来我死了，也跟母亲一样，送进火葬场。”
大伯一生有两个喜好，一是抽烟，二是喝酒。他抽烟抽了一辈子。伯母总说，他好几次因为朋友找他买“计划烟”，不愿开这个口子，就下定决心戒烟，狠狠把烟盒砸了。可没过几天，还是忍不住买了新烟盒，终究是戒不掉。他酒量不大，却有酒瘾，一日三餐都要喝上几口，成了多年改不了的习惯。
1981年，大伯到了退休年纪，单位安排他去庐山疗养。疗养结束后，他从好汉坡下山，途经莲花洞回老家。那时我正好在莲花洞工作，便陪着他一同往家走。中途歇脚时，大伯从腰间解下水壶，仰头喝了几口。我凑过去，闻见一股酒香，便问：“大爹，你这水壶里，我怎么闻到酒的味道？”大伯笑着回道：“哈哈，这就是酒。”那模样，朴实又温和，还藏着几分随性的可爱。
晚年的大伯，身体不是很好，腿脚也不很利索，很少出门，更是很少回老家。手总是抖个不停，有时候还会无缘无故的发笑。堂哥说是患上了帕金森综合症。住在那老式的宿舍里，他坐在那间客厅兼餐厅的方桌旁，有时候一坐就是一整天。
每次，我去看望他，总喜欢跟我唠家常，说过去的旧事，说乡里的人情，语气平缓，满是长辈的慈爱。有一次我好奇地问：“大伯，听说您小时候在家里也很调皮，那么您挨过打吗？”大伯说：“当然挨过打。”我追问道：“因为什么？”大伯想了想，说：“有一回，我把买来的鞭炮，放在牛的屁眼里点着了，结果狠狠挨了一次打。”说完，我俩都笑了起来。
1994年11月28日，大伯离世。当我从老家赶到阎家渡的时候，大伯已去了另一个世界。从此，我再也见不到他那慈祥的笑容，再也不能领受他的谆谆教诲。阎家渡的街坊邻居、同事朋友，还有老家的亲戚乡邻，纷纷赶来为他送行，为一个平凡而善良的人送行。每个人心里，都念着他一生的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