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6年，55岁的曾国藩在家书中，对曾国荃回顾了他一生的三次“被众人所唾骂”以及三次军事大失败。
他在他的家信和家书中都曾完完整整对自身的耻辱做了详尽的记录与反思。
你会发现，曾国藩是一位在失败与耻辱中，善于复盘，总结教训，让自己不断奋进的典范。
因此，优秀的人之所以优秀，只不过是因为他们，喜欢向失败学习，把每一次耻辱当做是一次自我激励、自我学习，实现能力复利增长的工具，进而对自身的要求也就越高。
当你对自己要求高了，生命自然不一样，因为成功的花儿，人们只惊羡它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它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
因为，那些有成就之人，首先是对自己敢于下狠手的人。
学会复盘，善于复盘，时刻复盘，你的人生才能翻盘。
1
秀才考试被考官公开点名批评
道光12年，21岁的曾国藩又一次参加秀才考试。一是他确实天资比较笨拙，二是即是父亲又是老师的曾麟书，真的是他的教育方法有问题。
曾国藩在此之前参加5次考秀才都不在榜中。道光12年这一天，曾国藩在考试之前下了一番苦功夫，考试后她也感觉自己发挥得不错。
但令他意外的是，发榜那天却被学台(湖南省学政，相当于今天的省教育厅厅长)发布公告，点名批评。
而批评理由就是：文字素养以及条理太肤浅，他当时的身份是“半个秀才”，也就是考秀才没有入围但成绩尚好。
在一般人看来，这个身份也算是有一点收获，值得高兴。
但对曾国藩来说比在光天化日之下斩首示众，心里更加难受，简直就是奇耻大辱。对他这种自尊心很强的人来说，肯定受不了。
于是他回到家中，避门不出，二门不迈，咬牙发愤学习。但没想到什么是，这一次的点名批评，对曾国藩来说，居然是当头棒喝，醍醐灌顶。
让学了16年也没有学通的曾国藩，突然一下子开了窍，打破了父亲刻板教育下形成的僵化，死板的文笔思路，让他的文字素养与条理功力大增。
于是第2年，第7次参加考试，终于中了秀才。就是因为平生的第一次耻辱，居然成为了曾国藩一路开挂的开门红。
2
画图太low，遭同事嘲笑
从曾国藩的职场生涯来看，好像是一帆风顺的。但实际上，在朝期间，他10年7迁，从一个普通进士迅速成为副部级官员。
你可能觉得也不过如此嘛。但是，在道光年间是极为罕见的。
传统时代，人的全部价值似乎都浓缩在“升官发财”4个字中。曾国藩也是十分兴奋的，他在家书中说，连他自己都感到很意外。
为什么连自己都感到很意外呢？
是因为连他当时最要好的朋友都曾没有想到过，曾国藩的成就能这样如此之快。
但是那时，在曾国藩的诗文和文章中发现一个奇怪现象：也就是他一路开挂中，但他的诗文和文章中却充满着失望，不满，颓废的文字气息。
那是什么导致他如此的不开心呢？
第一，道光晚年的政治俗气，压迫曾国藩喘不过气来。
那当时道光晚年是怎么一种局面呢？
外部：鸦片战争让中华臣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受到打击。
内部：腐败已经渗透到了每一个臣民的细胞，乃至全身。
而那时的道光皇帝，以俭朴闻明，真是节俭到了骨瘦如柴的地步，他的能力也就到此为止了。
只有曾国藩心怀天下，心怀大事，但身居翰林的他，只能读书观望，对国家政治没有发言权。
他以为自己终于可以一显身手了，却发现正如像王蒙的那句话一样：当了部长，才知道官小。
很多看上去很高大上的职位，并不是想象的那样可以呼风唤雨。
他在担任礼部副部长一职时，一天到晚虽然没有片刻休息，但忙的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公事，对国家大政毫无暖用。偶尔提的主张，其他人也无视，不闻不问。
道光30年正月，道光皇帝去世。年仅20的咸丰登基。于是曾国藩建议皇帝举行日讲，即加强学习，以身作则，扭转官场风气，同时改革官员选拔制度，让进取的人有机会脱颖而出。
于是他的建议得到皇帝赞扬，皇帝对他提出的“日讲”最感兴趣，让他做详细解释，于是曾国藩精心准备讲稿，便画了一张图表，但他不擅作画，这张图画得相当low。
当时他的讲稿在官场中传阅之后。反而同事说的不是他的赤胆忠心，而是嘲笑他画的图太low。
并且说道：就你这个水平，还充什么圣人门徒。
而这对曾国藩来说，是自己一次准备不充分导致的自取其辱。
于是，他安下心，思考，天塌大家死，我何必一个人干着急呢？他要求自己，要成熟，要心胸开阔，要辩证地，全面地看问题。
在他的奏折中，他把京官描写的有多不堪就有多不堪，于是引起同事嘲笑：
大清朝就你曾国藩清醒，其他人都是白痴？就你忠心耿耿，其他人都是没用的废物？
这样的全朝嘲笑，令曾国藩无地自容，让他心寒了一辈子。
3
批评皇帝与被京师权贵谩骂
第2次生平耻辱并没有使曾国藩意志消沉，反而激起了他和这个官场战斗的决心。
于是，在一年多时间里，他满怀赤诚，忠肝义胆向上级领导发表文件，全面深入指出大清面临的种种危机，以及官场存在的问题，并要求加以彻底改革。
他以为新皇帝，年轻有为，能采纳他的建议，但事实上是他太过天真。
咸丰皇帝并没有魄力，心胸狭窄，完全谈不上雄才大略，又怎么驾驭得了曾国藩写的这些折子所表达的思想呢？
就曾国藩的这些折子，他简略读了一遍，随口夸奖几句，然后扔进了废纸篓。
可见曾国藩的前沿思想，他是听不进去的。他没有想到读书人掏心掏肺的赤胆忠诚，到头来却变成了一张废纸。
此时的曾国藩内心十分捉急，天下大乱在即，已成为事实，而咸丰皇帝像个无头苍蝇，毫无准备，在哪里瞎指挥。
他内心惶惶不可终日，不知道最终是个什么结果？
他认为，要救大清，只有弄醒这个糊涂皇帝才行。于是在责任感支配下，他进言，指出咸丰皇帝的三个缺点：
一是：见小不见大，小事精明，大事糊涂。
他批评皇帝，成天把精力用于大臣礼仪不当，疏忽之类的小毛病，而忽略广西镇压起义的人员安排。
二是：徒尚文饰，不求实际。
嘴上说着，鼓励大家提建议，大家提了不少意见，其中怎么也有几条有见解的吧？结果却没有一项得到落实。
三是：刚愎自用，饰非拒谏，出尔反尔，自食其言。
嘴上说着听取大家意见，现在就动不动说，“朕自己把持”。
对这，曾国藩也是写了很多进言，但都遭到反驳，于是他明白这样的苦口婆心进言，是不会让皇帝洗心革面的，从此之后，他还是不断进言，但多半是就事论事。
虽然皇帝大发雷霆，让他颜面扫地，但他对此并不会感到很意外。
再来说说，被京师权贵谩骂。
那时因鸦片战争而出名的琦善。而琦善出身贵族，在官场声名远扬海外，30岁就当了河南巡抚，可算皇帝跟前的一度红人，在朝廷中的地位相当高，可算是，位高权重。
也因鸦片战争也被撤职，抄家产。但不久又重获新职，在陕西担任总督。
因当时有人给皇帝偷偷报信，说他滥用职权，枉杀生灵，皇帝把他撤职，让他接受审讯。
虽然有罪，但琦善在京都中人缘一直很好。很多人想要帮他开脱罪行。他们甚至想过要将举报的那个人抓起来。
这在当时明显是违反大清法律的。
然而这时，只有当时兼署刑部侍郎的曾国藩挺身而出，决定重新查办此事。
他说，虽然琦善位高权重，但既然奉旨查办他的罪行，就应该以罪犯对待。
正所谓：天子犯法，以庶民同罪。
于是，琦善被撤职，发往吉林效力赎罪。
后来，又有一位位高权重的大臣，赛尚阿，他因在太平天国起义中，调度懒散，时间很长而迟迟没有战功，朝廷要从宽处理。
而曾国藩以军务之重大，严议处理，因此，赛尚阿也被撤职。
在之前，曾国藩在京都的人缘比较好。但经过两次挑战“位高权重”的两位人后，让他的人际关系出现了巨大的波动。
因为，当时这些位高权臣，他们的故友遍布天下，曾国藩得罪了他们，就相当于得罪了天下人。
因此，曾国藩也彻底打破了“官官相护”的潜规则，成为官场上的异类。
但此后许多人与曾国藩拉开了距离，甚至不再往来。他也成了京都人人谩骂的人物。
在京都的那最后一段日子，曾国藩十分痛苦，就彻底结束了自己的官场生涯。
4
在长沙“打脱牙”和“血吞”
长沙的耻辱可以说是曾国藩记忆中最重要的了，正是因为这次强烈刺激，推动他克服那些本不可能克服的困难，练成了湘军。
咸丰二年年底，太平军压军北上，湖南各地方沦陷，于是皇帝下令招曾国藩帮助地方官员，兴办民兵，保卫乡里。
在形势危急之下，曾国藩在自己的公馆里看上了一个审案局，专门审理社会治安案件。
他命令凡有地方，土匪，流氓，抢劫犯，抓获后不必经过州县，直接送到这里。
在曾国藩的严加治理下，各地土匪不敢再轻举妄动，社会秩序慢慢安定下来。
虽然，当时曾国藩勇于担当的精神很可贵，但却没有赢得湖南政界的感激，反而招来了怨恨。
那为什么会招来怨恨呢？
就是因为曾国藩动了他们的地盘。在当时的官员心里权力是眼珠，是他们的命。
也就是说他们可以允许自己无所作为，却绝不允许别人在这里有所作为。
这明明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而曾国藩设立的审案局，将所有各府州县的社会治安权利全部收归自己名下。因为他对哪些贪婪卑鄙的地方官吏极度不信任，也就常常越过他们，直接下达命令。
那这对哪些官员来说，他们肯定不服啊？他们觉得曾国藩把他们踩的太狠了，显得他们很无能，面子往哪里搁？
但只有曾国藩一个人，一不要钱，二不要利，他只想真正为国家分忧，这就触犯了官场潜规则。
在他看来，官场风气败坏，随波逐流，很难成功，想要挽救天下，首先要改变官场风气。
接着，他创立湘军，进行练兵，带团队。
曾国藩不是军人，也从来没有摸过武器。但他的官场经历带给他对国家的武装情况有远于一般人深入而全面的了解。
他深知，依靠目前这支大清军队，打败太平军是不可能的，因为晚清的国家军队是一支没有灵魂的，没有“天良”，没有精神力量的军队。
他认为，要挽救这个国家，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赤手空拳，自己动手，练出一支崭新的有战斗力的队伍。
而曾国藩练兵，首先给军队注入了良心和灵魂。他在中国军事史上首先发明了政治教育，创立湘军之后，他都要时不时把军队召集到操场上，进行政治动员。
他亲自训话，用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孔孟之道和不要钱，不怕死的岳飞精神，激励将士，教育他们忠君爱国，不得扰民。
接着，他又说到军队没有纪律，何以平贼，何以安民？
之前有绿营军想举众闹事，结果被曾国藩下令抓了起来，结果这个消息一传出，所有绿营兵在大街游行示威，当时的长沙城也是搞得人心惶惶，鸡飞狗跳。
于是，那些绿营兵就等着看曾国藩的笑话，还公然围攻曾国藩的公馆。那时，曾国藩以为，绿营兵即使再胆大包天，也不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结果，绿营兵不仅没有见好就收，反而变本加厉，破门而入，还打伤了他的随从，险些丢了性命，霎时间，满朝风雨，都是嘲笑他的人。
这一次的耻辱是他有生以来最大的耻辱，虽然考秀才难，画稿被人嘲笑，但这次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一位堂堂副部级的官员，差点把性命丢在一个强盗般的绿营兵上，还不能讲理，只能憋着。
他想，既不能像之前给皇帝写进言书那样，控告这帮人，也不能一个人去硬碰硬，万一控告失败，反而让他在湖南更加不好过。
经过几夜反思后，他做了一个万全之策，那就是：好汉打脱牙和血吞。他不在和这帮人斗，而是卷铺盖走人，带着自己暮色来的湘军，前往衡阳。
他不和敌人争一时之胜，等他在衡阳练成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打个胜仗让你们瞧瞧，这也是他唯一可以争回面子的事情了。
因为，英雄不会趁一时之能，而是退一步，忍耐，做出成绩，让别人自己颜面扫地。
咸丰三年8月，曾国藩带着受伤的自尊心来到衡阳，从头开始创立湘军。
刚到衡阳的他一无所有：
一是没有办公场所，二是没有名正言顺的职权，
三是没有任何经验，因为军事是高度专业化的，进士出身的曾国藩没有当过一天兵，并对于排兵布阵，带兵操练没有一点实战经验。四是没有朋友前来相助，因为长沙受的屈辱，让他的人际关系受阻，没有一个人愿意帮他，认为他行事过于鲁莽，很难成功。
最让他头疼的是第五，没有任何制度保障。因为在旧体制的包裹下，他成立的湘军没有没有安身之处。皇帝交给曾国藩的任务是操练兵马，但是军费理应国家来管。
但是练兵这个任务，纯粹是曾国藩自己给自己找事，而不在国家或者湖南政府的计划之内。
因为建一支庞大的军队，肯定需要一大笔军费来支撑。没有军饷的来源，那简直是天方夜谭。
但是曾国藩没有放弃，在长沙的区域我的刺激下，他勇敢的克服了这5大困难，创立湘军。也就是说没有这些屈辱的刺激，曾国藩是不可能克服这5大困难的。
于是，没有办公场所，他就借住在一户祠堂里，用作办公场所。
没有职权。他就用“湖南审案局”的名义接收公文。没有经验，曾国藩就自己在黑暗中摸索。他认真思考并复盘绿营兵的种种弱点并分析原因，也创造了许多崭新的军事原则。
比如，招兵不用城市浮滑之人，只用朴实山农。还有“将领必需自己亲自选拔，招人必须自己亲自招募”等。
事实证明，有了这些制度的基础之后，才是湘军日后的成功原因。
他不仅要制定军事原则，还要筹备军事工作。而这些都需要他一步步自己去摸索，不断失败，不断犯错。
比如曾国藩是如何创建水师的呢？
在当时要创造水师就要有战船，曾国藩找了湖南全省的能工巧匠，也没有找到一个人知道如何造战船？
那既然是这样，既然没有人会，那曾国藩他就自己设计。在当时，他命人，以龙舟的样子制造战船，并给船起名为“曾氏战船”。
但是经过实验之后，这战船根本就不能打仗。于是他决定向高人请教，找到知褚汝航，给曾国藩介绍了长龙船的造法，他开始雇用衡州，永州的能工巧匠，在湘潭设立两个船厂，大量制造战船。
得到高人指导后，高人给他介绍了外地战船的大概模样，乃至船的具体结构，尺寸，甚至每一个部件，他都要和有经验的工匠，反复设计，不断实验。
但是皇天不负有心人，经过反复试验后，他建成十营水师。
然而筹备军饷是他一直所关心的问题。于是他只想出一个办法，用“劝捐”的方式去筹集军饷，劝那些大户，有钱人捐款，然后让国家给他们一些好处。
但因前期长沙受耻辱的事，要筹钱那谈何容易，他甚至为了劝捐还得罪了皇帝。
这时已亡故在湖北巡抚的杨建的孙子，杨江，主动捐出军饷，2万两银子，也解了曾国藩的燃眉之急。
当时曾国藩很感动，把他树为表率，并向皇帝进言，将杨江的爷爷杨建的祠堂封为贤堂。
不料皇帝，不仅不懂他的苦，而且大发雷霆，并且所有官员都提出给曾国藩以撤职处理。但是皇帝知道曾国藩这样的人才不能少，只能是降二级处分。
正是在这些重重困难之中，曾国藩曾无数次想过要退出，但当他想起这些长沙耻辱后，又会激起了他的全部斗志。
他决定苦战到底，绝不退缩。
最终，曾国藩终于练成了一支17,000人的军队，在湘潭之战，湘军水军不足1万人与3万多的太平军作战，10战10胜，并且还是以少胜多。
因为这一次的胜利，皇帝对曾国藩更是刮目相看，并且授予他一定的官职和特权，从此极大的改变了曾国藩在湖南的政治地位。
而曾国藩用他自己的艰苦奋斗，成功的挽回了面子。
也就是说没有长沙的这次屈辱，也就没有曾国藩后半生的功名事业。
这一次的屈辱后的成功给了曾国藩一次深刻的自我教育，更铸造了他愈挫愈勇，百折不挠的性格特点。
在这屈辱中，曾国藩领悟到，对于有志者来说，屈辱是最大的动力，打击是最好的帮助，咬紧牙关把屈辱活生生吞下，屈辱就成了滋养自己意志和决心的营养品。
这也是曾国藩生命，经验中最精华的一部分。
5
江西之困
创立湘军，取得胜利，让曾国藩成为了大清王朝的一股洪流。
那是不是曾国藩就可以呼风唤雨了呢？
那当然不是。因为当时体制恶劣，军饷他必须自己筹备。
但真正的问题在于朝廷不给曾国藩一些皇权特许。但在目光短浅的皇帝心里，他知道曾国藩需要实权，他知道曾国藩胆子大，敢于挑战权威，若是给了他实权，万一哪天翅膀硬了，打败了太平军后，夺走了他的朝廷。
当时，皇帝命令曾国藩，带着湘军去支援江西。而当时江西的巡抚是陈启迈，他为人狭隘，权位必争。
在他眼里曾国藩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带兵起家的官员，因此他对曾国藩经常非常不友好。
但无奈之及，曾国藩只好自己想办法在江西筹备军饷，而这又侵犯了陈启迈的财政权。那时，在江西，曾国藩可以说是事事被人欺负，到处碰壁。
而这问题的根本在于皇帝对他不信任，他不知道皇帝为何如此的防备自己，曾国藩很寒心，想放弃之时，但面临国家的危难和圣人的教诲，他只好忍着。
不料当时，父亲亡故，他不等皇帝回复，把军队抛在江西，直接回了家，为父亲守孝。
他在奏折中，诉说他的苦衷，希望皇帝给他职权，并且他在官场的潜规则中明确说到，带兵打仗，必须依靠地方官员的支持，但是皇帝肯定不会批准他回家的。
但最后，由于太平军内部分裂，皇帝看到太平军大势已去，认为：有没有曾国藩都无关紧要，于是就批准他回家，事实上是解除了他的兵权。
而令曾国藩没有想到，苦战数年，换来的却是这样一个结果。
以前曾国藩，唯自己独忠的态度，居高临下，瞧不起众人，被骂是假道义，假忠心，假圣人。
在别人的谩骂之下，曾国藩终于熬不住了，整日生闷气，动不动就跟别人杠上了。
就在她痛苦之中，他拿起了朋友向他推荐的《老庄》著作，这个几千年前圣人的文字，给了他很大的启示，让他恍然大悟。
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坐就是一整天，把自己带兵以来的种种情况，都在大脑里一遍遍的过，一遍的描绘，也让他慢慢静下心来。
于是曾国藩反思到，自己在官场上处处碰壁，不仅是皇帝小心眼，大臣的贪欲和私心，还和自己的个性，脾气，风格上的缺陷有关。
他开始回想自己以前为人处事总是怀着强烈的道德优越感，以为自己心正志大，别人愚蠢，自己清醒，说话太急，办事喜欢走直线。这肯定会引起别人对他的反感。
他开始回忆到，朋友们不理解他，别人不支持他，并不是他没有深明大义，而是跟自己也是有很大责任的。
像“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这句圣人的教诲，他虽然能说会背，但他认为自己从没有做到过。
经过反复回忆，曾国藩越来越清楚的看到了自身的致命弱点：太自傲，太急切，一味蛮干，一味刚强。
于是曾国藩终于认识到，在做事情上有方刚之气，但在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强者，实际上是一个弱者。
而真正的强者都是表面上看起来刚柔并济，退让的人。
于是曾国藩抛弃了以前自己的弱点，学会了海纳百川，兼收并蓄。
曾国藩在这段“居家”的两年称为“大悔大悟”之年，因此经过了一年多的自我反省，自我复盘后，曾国藩的思维方式也发生了重大转变。
而曾国藩的成功，主要在于他把握住了传统政治文化的精髓，有原则，也有灵活性。
在晚清时期，曾国藩仍然是对朝廷最忠诚的，在绝大多数时候，他对上对下，都遵循一条重要原则：
以诚相待，以拙胜巧。
而此时的曾国藩，从早年一个典型的愤青，单线思维，唯我独尊，愤世嫉俗，做事手段单一，风格比较强硬，很刚也很猛，导致处处碰壁的人，在中年后，逆袭为圆融的人。
而这种圆融，不是他本性中本身就存在的，而是靠不屈不挠的精神，从一次又一次跌倒中悟出来的，是从质朴刚正中生长出来的，这也是曾国藩和别人的不同之处。
经历千难万磨之后，曾国藩的志向和初心并没有任何变化。
他的计划是从自己做起，然后影响周围，培养出一批正人君子，逐渐影响整个社会风气，实现社会的良性发展。
因此曾国藩在做官的同时，还花了大量的时间精力用来培养人，对自己的下属提醒，进行道德学问方面的培养，非常用心，也非常用力，在历史上堪称无人能比。
曾国藩曾回顾自己的一生，他一生最大的功劳是平定洪杨，但是与农民军作战所花费的精力，不过才占了十分之三四，而与官场生涯中所花费的精力是十分之五六。
以至于，他后来回忆到自己生平的耻辱，他认为挫折是他最大的助力，是他长进的动力。而他俯畏人言，仰畏天命，都是从磨练中得来的。
最后的话：
在此，我们回顾曾国藩一生的五次耻辱，发现他是一位极善于向失败学习，在耻辱中不断奋起，总结教训经验，不断自我激励，自我复盘的复盘大师。
因此，失败，耻辱，困难并不可怕，反而是你学习，成长，复盘逆袭人生的一次机会。
而决定你是普通与优秀的前提就是，你是大把大把的放弃，无视这样的机会，还是把这次机会牢牢攥在手中。
只有学会在耻辱、失败、困难中学会自我复盘，不断提炼总结，不断优化自己，才能让你的能力实现复利增长，你的人生才会翻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