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和其他艺术是相通的，尤其在音乐性上。作为纯粹的语言艺术，凝练隽永的语句，以及平仄抑扬的韵律，是诗歌的魅力所在。 诗经、楚辞、乐府诗都是借鉴民间歌曲的典范，到唐宋，名流间的酬赠对诗叫“唱和”，即席写好的诗要当众吟诵、当众唱出来才是好诗。尤其宋代以文立国，长短句异常兴盛，繁复工整的诗向灵巧多变的词转变，这使诗更加平民化，大量佳作被街头传唱，当时有“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的佳话，诗人词人以自己的作品被街头传唱为荣，这一点颇像现在歌曲的作词人。到了元代大量的戏剧、戏曲蔚然成风，诗歌进一步与音乐相融合，内容更加贴近百姓日常的喜怒哀乐，戏曲让诗歌变得雅俗共赏，从而终结了诗歌为士大夫服务的标签。纵观中国诗歌发展的历史，诗与歌从未分离，诗词是音乐的外形，音乐是诗词的灵魂。
诗有平仄，乐有五音，诗有韵脚，乐有旋律，从古至今音乐赋予诗歌的不仅仅是传唱的方便，更多的是美的传递。很多时候诗歌是种高雅的艺术，写诗亦需要很高的修养与造诣，这样它离寻常百姓就远了，而民歌无论在传播形式还是在接受人群上都没有这样的限制，男女老少，鸿儒白丁都可以唱。所谓阳春白雪，下里巴人不过是人为的将音乐划分成三六九等，人们对于音乐的喜好是不论贫贱的。民歌传达的的是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事物的赞美和追求，广西的山歌、陕北的信天游，青海的花儿都是如此，即便目不识丁，即便没见过大世面，张口一唱也都是至情至性，普天同理。而诗与歌数千年来相携相伴，相互影响，既成就了诗人雅士的情志，又绾结了普通百姓的心声，无论诗经楚辞、唐诗宋词，还是民间小调、山歌哩曲，它们传达对美的渴望都是一样的。他吟“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你诵“古道西风瘦马，断肠人在天涯”；他“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你“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兴之所发，情之所至。歌里的诗情胸臆是所有人都能听懂的。
读一首诗词，最容易吸引人的恐怕就是它的韵律：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平仄相连，韵律起伏，让人情思飞扬，又让人浅吟低唱，细品慢咂，况味悠长。人们说王维的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正是说明了艺术的相通性。王维一生醉心山水，诗、琴、画融而为一，从他的诗里可以读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喜悦，那种流淌在字里行间的自在是山水、是琴音、是画卷。“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一首诗仿佛让人置身于雨后空山，秋水流远，松竹摇曳，村居的山民悠然自得，让人不禁流连忘返，想唱起歌来。这就是诗歌最纯粹的表达，以物寓情，以景言志。又如刘禹锡的《竹枝词》本是巴蜀间的民歌，经过诗歌的注入，别具风韵：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诗与歌至此交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能相离。再如曹操《观沧海》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岳飞《满江红》等从英雄的视角咏叹时局，慷慨壮歌，真如黄钟大吕声彻云霄，又似战鼓号角铿锵雷鸣。人们都说生命如歌，那些用一生的奔忙与挣扎留下几行诗句的人们，或许还不知晓，他们的精神正在被后人景仰传唱。
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即便懵懂年少，还苦苦陷于莫须有的惆怅时，第一次听到《满江红》也是血脉贲张，不能自已的。如果仔细研究韵律，不难发现诗词的节奏有着很强的音乐感，一首畅快淋漓的诗词往往在跌宕起伏的平仄中隐藏着丰富的情感变化，就像一曲琵琶可如泣如诉，也可十面埋伏。
民国时中国流行音乐之父黎锦晖先生将《满江红》谱曲演绎，在国破山河在的时代，可谓振奋人心，传唱一时。到今天再听轮回乐队的版本亦能强烈感受到那种还我河山，复兴华夏的愤怒与豪情，歌中岳飞的情感仍与我们古今相通，词人的精神在音乐里浩然长存。
2018.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