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1981年，是典型的八零后，都说八零后是抱大的一代，的确，这一代人大多是独生子女，娇生惯养在所难免。但同时父母对孩子的关注度高了，期望值也随之增长。我的父母更是如此，尤其母亲，她是地主成分，读书受到歧视，很早就辍学在家。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读几年书。与母亲比较，我是幸运的，再没有家庭成分的限制，享有受教育的权利。爸爸是老师，我还能享受教师子女特权——早入学。望女成凤的父母，在六岁的时候就把我送入了育红班。比正常入学年龄早了两年。
育红班，也就是现在的幼儿园，不过没有单独的学校，和小学在一处。育红班只有一年，算是升入一年级的预备班。时间久远，不记得当时是怎样的情景了。唯一还有印象的是学校那宽宽的铁栅栏门，上面有长矛一样的铁尖；学校的大院子格外宽敞，好像走完要很久很久；一排排红瓦砖房，窗明几净，老师的办公室是当时最为流行的楼板平房。育红班学的知识不多，老师是领着我们一起玩儿的，一天过得都非常开心。
升入一年级，我六周岁，其他学生八周岁，那时小学还是五年制。班级里都是高大的条桌还有条凳，我坐在上面，脚不沾地，胳膊要架起来才能够到桌面，难受异常。所以桌子底下才是我得意的场所。有时候还趁老师不注意，偷偷溜出教室，到草地上逮蚂蚱。学校简陋，但操场非常大，没有现在流行的塑胶地面，全都是用土夯实，有些坑洼。操场上最引人注目的是国旗杆，五星红旗高高飘扬，虽然有些破旧，但在蔚蓝的天空下，依然鲜艳。而操场最为拉风的要数篮球架子，看见体育老师准确的把一颗大大的球投入筐中，心里都是崇拜。
日子无忧无虑，学习任务也不重。我们能来上学，都感到骄傲，因为有很多贫困的学生没钱交学费，不能入学，他们经常在教室外面偷偷观瞧。当时学校收书费，学杂费，还有教辅用书费，冬天还要收燃料费。这些费用，对于农民来说，是很大的负担。冬天是最难过的，因为气候寒冷。教室要搭一个土炉子取暖，都是老师自己和泥，自己搭。学校统一购买牛粪，每个教室都要腾出一块地方，放置牛粪，通常在讲台的一侧。班级还要有炉官，每天负责生炉子。也许，炉官是世界上最小的官职了吧！虽然炉火旺盛，还是抵不住冬天的寒冷，挨着炉子的座位学生被烤得脸通红，在窗户边的学生却已经冻的瑟瑟发抖。木制的窗户封闭不严，虽然外面订了一层塑料布，学生们冻手冻脚的大有人在。小时候的我，极容易生冻疮，整个冬天，手肿得像包子一样，上面还涂着油亮亮的冻疮膏。
夏天是最快乐的，不用担心受冻，还有快乐的六一。每年六一儿童节全学校都会认真准备。老师们向往年一样，用石灰画出跑道，还要提前采购奖品———无非是铅笔橡皮笔记本一类，但是大家都很看重这份奖品，还有奖品背后的一份荣誉。学生很努力，早早地就开始训练各种项目，接力赛如何接棒，速算跑如何快捷，跳高跳远该怎样摆臂……整个校园的空气紧张又欢乐。学生们不但可以快快乐乐玩几天，还可以趁此机会向父母要一双心仪已久的白球鞋。有的家庭买不起新鞋子，父母也会把旧鞋子用粉笔涂抹的白白的。并且给孩子几毛钱，可以在六一那天买几根老冰棍儿解馋。在那个时候，六一儿童节在孩子心里，就像过年一样重要。
当年一个村一所小学，多半是为了方便小孩子就近入学。但是中学只有乡政府所在地有一所。道伦百姓乡中学恰好在我们村，离小学不足500米路。爸爸很早就调去中学了，当我升入初中的时候，中学校园的气派我早已经领略了。中学比小学校园更大，进入大门，是林荫路，两旁高大的杨树在夏天里撑起大大的绿伞，教师办公室前有漂亮的花坛，五颜六色，香气飘飘。操场依然很大，不但有篮球场，还有排球场，双杠单杠，沙坑……校园内还有自留地，种植各种蔬菜，还有玉米大豆。总之，中学校园充满了诗情画意。
中学还设有食堂和宿舍，别村的学生要来读书，需要住宿，稍近一点的，步行或者骑自行车上学。这些学生中午都是自己带饭。食堂只提供住宿生伙食。食堂主食是小米，都是自家种植的，质量参差不齐，赶上谁家小米不干净，学生这顿饭就得上面漂虫子，底下沉沙子。最幸福的是学校每个星期都会蒸两次大馒头，大碱发面，麦香浓郁。蔬菜主要是菜园里的时令蔬菜，不够的要到集市上批发。最常吃的就是角瓜汤泡大馒头。食堂的李师傅有点秃顶，但在我们心里他就是美味的缔造者。
其实，我是本村人，不必住校。父亲为了锻炼我独立自主的能力，硬是让我住进的学校宿舍。一个大屋子，南北两铺大炕，能住20个人。夏天屋子里像闷罐，冬天冷的像冰窖。每天我们要抽一组学生烧炕，用油毡纸点燃牛粪，看着灶膛要一个小时。其他学生都去上晚自习了，烧炕的学生只能拿着书自己复习。大炕总是炕头热，烫的学生翻来覆去睡不着，炕稍又很凉，冻得一晚不敢翻身，早上起来，头发上都是冰珠儿。为了公平，大家只好轮流。
初三那年，传来合乡并校的消息，把道伦百姓乡和巴彦花乡合为巴彦花镇。中学迁到巴彦花。我们这一届毕业生成了最后一届。家长们听到消息，早早就把孩子转学到巴彦花中学，可怜我们毕业班就剩下七个学生。我是不能走的，父亲那时已经是中学的校长，无论如何也要站好最后一班岗。都说人多不好办事，但人少也同样不好办。毕业班，复习用的卷子比较多，以前人多，都是蜡纸刻印。人少了，刻印成本太高了。老师只好用复印纸抄写。其他学科还好，语文试卷最麻烦，因为有阅读题，海量的篇幅也累坏了语文老师，于是写字好的学生开始替老师分忧。复印纸要用圆珠笔才好用，可是圆珠笔又是最不练字的笔，我的一手好字，就毁在了那个时候。
条件虽然艰苦，但是学生干劲十足。秉烛夜谈的，闻鸡起舞的，有时这起早的竟然能遇上贪晚的。七个学生，一共考走了四个，这比例也是历史新高。父亲因此圆满地结束了校长任期。
我考入了赤峰财经学校，一所中专院校。当时中师中专非常热门，不但国家包分配，还可以提前工作挣钱。我家并不富裕，后来生育政策开放，父母又生了妹妹。父亲说，女孩子读中师挺好，以后当个老师，工作稳定。我的老师劝父亲，还是考高中，以后考大学更有前途。但是父亲主意已定，无人能劝。父亲之所以这么固执，确实是家庭情况所迫。虽然父亲是老师，可是教师工资长期拖欠，一家人都是靠母亲种地，经营小买卖过活。所以在农村有一个奇怪的假期，叫做农忙假。春种或者秋收，动辄放一两个星期假，所有的教师都去忙活自留地的庄稼。是呀！教师也是人，也要生活呀！我理解父亲，但是又不甘心。叛逆的我选择了考中专，说什么也不要当老师了。1996年，我以高出高中分数线近100分的成绩考入了赤峰财经学校。
四年的学习生涯，很快结束。2000年毕业回乡，正好赶上家乡搞岗位分流，学校极度缺乏教师，我们这一届毕业生全都分流去了学校。我心感慨，一直努力挣脱父亲给我安排的教师之路，最后还是阴差阳错的回归。我被分到了新民乡中学。
我在新民任教十几年，这期间，国家建设乡村学校，我亲眼见证了一排排校舍被推倒，取而代之的是一栋栋宽敞明亮的楼房，从此，乡下的学生也可以像城里学生一样，坐在楼房里学习生活。而且学生上学，学费学杂费全免。孩子们再也不会因为贫困辍学了。这对于老百姓来说是天大的好消息，一时间，成为街头巷尾的头号新闻。同时教师的地位也提高了，拖欠工资早已经还清，还在不断地涨工资。2008年，温家宝总理在位，一次性给教师涨了1000多元，从此老师这个职业，成了让人羡慕的高薪职业。
2011年，国家又有了新政策，把所有的乡下中学合并到镇里。天山镇新成立了四中，五中，六中三所中学，校舍规划科学，教学设备先进，图书室，实验室，体育馆应有尽有。学生们的学习环境更加优越，学习资源更加丰富。同时很多老师都跟着调回了镇里。乡下的中学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小学。至此实现了一乡一校。
从我步入校园至今，已经三十多年。回首这三十年，也是中国教育大变革的时期，而每一次变革都折射出国家对于教育事业的重视，对“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诠释。现在国家经济繁荣，教育发展稳定，相信中国的教育会越来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