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合肥，古称“合淝”，因南北淝水交汇于此而得名，史为庐州府治。南有巢湖，北有瓦埠湖，分别与长江、淮河连通，“江淮之潮，南北俱至庐州”。
战国末年，吴楚交兵于此，战争频仍，纷纷攘攘；三国魏吴争战，相持达三十二年之久，曹操在这里演阵练兵，留下“教弩松阴”，大将张辽奔袭吴兵，战于逍遥津；孙权飞马越渡，留下“飞骑”传说。这孙权于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十一月被封为“吴王”。
到了唐代，庐州归于扬州道管辖。扬州自唐武德九年(626年)以后，升为大都督府、淮南道节度使驻地。天宝元年(742年)改扬州为广陵郡。乾元元年(758年)，又改称扬州。
唐末式微，统治阶级内部相互倾轧，朝政腐败，宦官专横，藩镇割据，人民生活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社会危机日益严重。一方面，上自皇帝、丞相，下及刺史、县令，无不敲诈勒索、奢侈成风。唐懿宗酷好寻欢作乐，“听乐观优，不知疲倦”；唐僖宗则终日“赌鸡击球，不理朝政”。
这种奢靡之风传到地方官吏，其为害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许多州府官员暴虐至极，如定州节度使李师望横征暴敛，“聚私货以百万计”，以至“戌卒怨怒”，必欲将其“生食之”(见《资治通鉴·懿宗》) 。另一方面，饿殍遍地，民不聊生。统治阶级对人民群众加重盘剥，捐税名目繁多，人民不堪重负。对人民危害极深的还有朝廷与藩镇之间、藩镇相互之间连绵不断的内战，农民被迫上阵牺牲，农具被当作武器，牛驴则用于军运，乃至于田地荒芜，杂草横生，“民多无食”，“哀号于道路，逃窜于山泽”，一些灾害严重的地区“骸骨遍地，户口存者十无三四”(见《全唐文》卷804)。唐懿宗咸通十四年（873年），江淮大旱，麦收只有一半，晚秋几乎颗粒无收。农民以瓜菜为粮，槐叶为菜，箪瓢空空，衣不避体，食不果腹，往往易子而食，羸弱疲老之人死者相藉。王仙芝揭竿而起，奋力抗争，夺城攻地，严重动摇着唐王朝的统治根基。十六年（875年），黄巢率众起义，目标明确，纪律严明，深得民众拥护，具有很强战斗力。黄巢所部起于山东，转战南下广州，然后， 从南方北伐，过湘水、渡长江、跨淮河、占洛阳，最后占领长安，唐僖宗仓惶逃到四川，以至“满城尽带黄金甲”。黄巢在长安建立政权，国号“大齐”，年号“金统”，极其沉重地打击了唐王朝统治。这期间，全国不少地方也相继爆发了农民起义，形成了全国性的反唐军事斗争。唐王朝因此而分崩离析，各地藩镇及其他武装力量乘机拥兵割据，妄自尊大，最终形成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北方出现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更替，南方则有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等十国割据。其中吴国，存在于910-937年，其国都为扬州，立国者就是合肥人杨行密。杨行密，原名行愍，字化源，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他出身低微，小时候就成了孤儿，因此性格内向，喜欢独处。及至成年，以盐铁为生，常常行走于庐州合肥与寿州、凤阳之间。他为人宽仁雅信、善取人心，智勇双全，能力举三百斤，深得各地豪侠之士器重，经常与陶雅、袁袭等人开怀畅饮，纵论时事，甚为投机，由此为日后准备了三十六员大将、十大谋士。
至五代之季，杨行密崛起于江淮，打着“拥唐讨逆”的旗号，南征北讨，东拼西杀，终于在天复二年（902年）被唐昭宗封为“吴王”，史称“杨吴”，改扬州为江都府。唐昭宗天佑五年，行密病逝，长子渥以世子袭位，继之次子隆演就吴国睿皇帝位、直至四子溥禅位于徐温养子徐知诰，杨氏政息人亡，历时三十六年。正是：
昔年吴楚交兵处，
飞骑曾经救吴主。
庐州自古关隘地，
世势轮转到杨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