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王朔在《大众电影》上聊他执导的《我是你爸爸》。记者问王老师：“中国导演里，你最欣赏的是谁？”
王朔提都没提冯小刚，他说：“当然我认为陈凯歌和张艺谋是最棒的。但如果我来做导演，我想成为姜文那样的，我觉得写小说也好，拍电影也好，必须独特。我没想到他会把《阳光灿烂的日子》拍成那样。”
最早想拍《我是你爸爸》的是张，老谋子还想找姜文演爸爸。可惜最终这事儿黄了。
那是1992年姜文去美国之前的事。
1992年3月，姜文作为世界青年杰出人才，应邀去美国做一个月的考察访问。到美国后，他没去迪斯尼和拉斯维加斯，而是跟那些他倾慕已久的导演、演员们挨个儿碰了面。从马丁·斯科塞斯到奥利佛·斯通，从伊斯特伍德到小道格拉斯，达斯汀·霍夫曼还带着他给他妈买了几身衣裳。
最对姜文感兴趣的是斯通，他问姜文：“我打算拍一个《毛泽东传》，你有兴趣来演毛泽东吗？”姜文说：“我太了解他了，要演的话没有第二个人能超过我。”
两人约好日后再续，可惜这事儿也黄了。
黄也无所谓，想必当时姜文的心思早不在演电影上。拍完《本命年》，他就对刘晓庆说：“我想去美国学导演。”刘晓庆说：“导演不是学出来的，是干出来的，你要当导演趁早，有激情的时候容易出来作品。”
谢飞、田壮壮和张艺谋都撺掇他，姜文开始四处找好小说，先后看上过池莉的《你是一条河》和苏童的《红粉》，都没捞到版权。
就在这时，住他家马路对面的王朔漫不经心地丢给他一篇《动物凶猛》，让他回家没事儿读读。王朔当时是把《动物凶猛》当作压箱底的活，不愿轻易许人。
他是看准了姜文的大院背景。
那天夜里，在北三环东路西坝河的一栋楼里，姜文一口气看完了《动物凶猛》，激动得差点没睡觉。画面、声音乃至气味，都纷纷涌进了他的脑海。
王朔给姜文小说时，就有导演不知道怎么拍成电影。还有人说：“姜文拍不了这东西。”
多年后，姜文做客一档节目，阿忆也说：“你怎么想着拍《动物凶猛》的，不好拍啊。”姜文说：“那不是一首诗嘛。”阿忆说：“可里面有不少骂人的话。”姜文：“骂人也可以是诗啊，一个‘cao！’，千言万语都在里面。”
起初姜文想让王朔写个本子，王朔不干。当时他写剧本已经写恶心了，对他的创作欲有了极大伤害：“尤其害怕给有追求的导演写剧本，惨痛经历不堪回首。”王朔告诉姜文，这东西最好你自己写，从你自己心里长出来。
从美国访问回北京后，1992年5月，在西坝河那间6平米的小屋里，姜文一边听《乡村骑士》一边将思绪拨回到70年代，彻底与世隔绝，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写剧本。一个半月后，把6万字的《动物凶猛》写成了7万字的初稿，第二稿又写到了9万字。
王朔拿过剧本一看：“可叹我混了这么久，有时候确实欺世盗名。”
这就有了中国影史上那段著名的独白：
“那时候永远是夏天，太阳总是有空出来伴随着我们，阳光充足，太亮，使得眼前一阵阵发黑……”
1973年，10岁的姜文到了北京。6岁之前，他在唐山。解放前他姥爷在湖南开煤矿，国民党要撤退时，他姥爷被突击入党，结果留在大陆，被扣了四顶大帽子。直到姜文出生，他姥爷才被特赦放出来。
由于受不了帽子的压力，他姥爷的六哥跳井死了。一家人表面上高兴，其实心里都是委屈。姜文小时候觉得处处不如人家，老被人欺负。直到去了贵阳，天才亮了一点。
在唐山时，姜文常被带去看电影，什么《红灯记》《兵临城下》，纪录片《珍宝岛的故事》。到了贵阳，有一次他看到部队放映员对着墙倒片子，发现原来电影原理挺简单的，回家就猫在蚊帐里，拿剪纸小人和手电筒编打仗的故事。那时电影就是生活，整天跟人拽的都是电影里的台词儿。
到北京后，姜文住内务府街11号，在72中读书。那学校出过导演夏刚、摄影家孙诚和话剧演员濮存昕。在那儿，姜文遇到了英若诚的儿子英达。两人很快成了哥们儿，常去对方家里串门儿，像《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面一样，在屋顶上抽烟、弹吉他、唱苏联歌。姜文唯一没干的就是上街拍婆子，他年龄比玩伴儿们小，只能先看着。
这和王朔一样，年少时喜欢的都是姐姐。所以后来拍电影，姜文老是熟女审美，从宁静、陈冲到《邪不压正》里的许晴，少不了美轮美奂的屁股。
大院里的孩子皮，同样大院出身的马未都都说了，那时候打孩子，简直家常便饭。一天到晚楼道里都是孩子哭天抢地的声音。姜文自然也没少挨打，很多时候都睡觉了，他那脾气躁的妈就给他叫醒，一通乱揍。
少年姜文还听说了一件特别传奇的事：当时管理科长想把国旗挂上院内制高点，40多米高的烟囱，他自己死活不肯上去，结果是一个14岁的孩子爬了上去，并在40厘米宽的烟囱顶上走平衡木，一时风头无俩。
多年后，姜文把这个桥段拿到《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安到了马小军身上。
姜文从小模仿天赋过人，72中有部电话，他老趁着看电话的人不在跑去乱打。他给演《风火少年》的安振江打，一上来把电影台词给背一遍，安老师说您哪位别开玩笑，他又顺一遍，气得安振江破口大骂：“你他妈是中国人不是？”姜文还特会模仿赵丹，又给演员马精武打，人问您哪位，他学赵丹：“小马你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1981年，英达考上北大，姜文落榜。他正在家晃悠呢，英达说你不是爱看电影吗，不如去考电影学院试试。对表演姜文开始没当回事，小时候他在贵阳就上过舞台，演一个剧目叫《消息树》。在北京又经常跟英达去人艺看《茶馆》，前后看了二十多遍。
有一次他就说：“于是之长得不行，戏演的棒，看来演员可以不靠脸吃饭啊。”
在电影学院的考场，姜文演了一段《烈火中永生》革命烈士许云峰和特务头子的对话。老师让他回家等信儿，后来回信到了，上面写了八个字：
安心工作，安心学习。
姜文就知道没戏了。
英达还是鼓励他，找人艺老师给他辅导，第二年骑着自行车拉他进了中戏考场。当时考试要求穿球鞋，姜文穿布鞋，老师就说你还是别考了。幸亏有同学借鞋给他，不然又没戏。演完小品《火车上》，他又朗诵了一段契诃夫的《变色龙》。
本来由于形象不佳，有老师打算让他走人，中戏的张仁礼力排众议：“别看他长得不怎样，这么小就能把契诃夫的幽默感表现出来，这孩子悟性非常高。”
拿到通知书，姜文特高兴，回去拿给他妈看。老太太都没正眼瞧一下，指着旁边：“那儿有一盆衣服，你去把它洗了。”
事实证明，姜文确实与众不同，学戏的时候老爱问为什么，老师这么演，他问那我这样演行不行？改不了的是皮。编剧史航就说过，那时中戏男生闹腾，邻居很烦，要去投诉。姜文带着俩学生假装街道干部，跑邻居家走访了解情况，临走时说：
“相信组织吗？相信组织就别闹了！在这里签字，我给你们落实！”
还有个段子，也是史航讲的。说姜文和岳红搭档过一个作品，演一对要分手的情侣，来到小饭馆分东西，没钱吃饭，各自点了瓶汽水。喝完，姜文拿着俩空瓶子要去退，岳红不给，把瓶子擦了擦，装进包里。姜文一愣，立马想到一个动作：把自己的瓶子擦干净放书包里，然后才走。
史航说：“这是姜文演戏很骚很细的地方，一下子就表现出什么叫这男孩儿被女孩儿教会了要留下点东西。”
1984年，电视剧《末代皇帝》剧组找到姜文，打算让他演溥仪。
等了一段时间，一天碰见一同学，人家问他干嘛呢这一天天的，姜文说：“我在家等着演《末代皇帝》呢。”同学说：“不会呀，我听说都开拍了。”
姜文不信，跑去剧组一问，才知道剧组前后脚找了他跟陈道明，角色给陈道明了。
姜文说：“干嘛不给我演。”剧组说：“陈道明长得比你有观众缘，要不你演他弟弟？”
姜文拍屁股就走了。
然而世事无常，《末代皇帝》一拍就是四年。籍籍无名的陈道明每天骑着自行车去拍戏，成天惦记着剧组的夜宵。等《末皇》播出，已经是1988年。而这一年，姜文主演的《红高粱》已经拿到了柏林金熊。
错过《末代皇帝》后不久，导演陈家林要拍电影《末代皇后》，于是找到了姜文。为此，姜文把溥仪的《我的前半生》翻了个稀烂。那时姜武跟他睡一个屋，根本没法儿睡觉，只要醒着，就要跟他聊溥仪。
片子问世，姜文果然崭露头角。谢晋导演问他：“我这儿还有一个角色，就是不知道你能不能演。”姜文问谁呀。
谢晋丢给他一本《芙蓉镇》。
《芙蓉镇》的分量自不必多言，展现“文革”前后20年的历史画卷，人生跨度也不小。去谢晋家试戏时，姜文演了个结婚登记的小品，台词都是现编的。谢晋让他再来一遍，他又演出了不同的效果。后来谢晋又看他演的话剧，角色基本上就定了。女主角早定了刘晓庆，可刘晓庆当时演北影《红楼梦》里的王熙凤，没有档期。谢晋就天南地北找别的女演员，姜文就天天陪着搭戏。
为了演好秦书田，姜文在长沙、衡阳访问了50多个“右派”，给秦书田写的人物传记比《芙蓉镇》小说还厚。有时候大半夜爬起来，跑去取景地给自己设计戏。
全剧组8个演员，姜文最小，点子最多。在《芙蓉镇》剧组，从服装、场景、动作乃至情节，不少都是姜文自己设计的。谢晋多大的咖位，也由着他折腾，只要演得好，就用。秦书田拿扫帚扫大街跳起华尔兹那一段，就是姜文自己精心设计的，最后给观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到了《红高粱》剧组，姜文还是那德行。一天到晚不睡觉，就想着怎么设计戏，迎娶九儿那一段“颠轿”就是他设计的。
夜里人家都睡了，他一个人还滔滔不绝跟那儿聊：“你说你们睡这么早干嘛？”
没拍《红高粱》之前，姜文遇到上影厂一个拍农村题材的导演，问：“哪天你给我安排一个角色？”导演听了微微一笑，意思是你姜文还能演农民？他是没想到，姜文为了演余占鳌，能在河边上游泳游一天，就为了把自己晒黑。为了拍闯九儿卧房那场戏，猛灌了自己半斤高粱烧，喝得两眼发直舌根发麻。
后来张艺谋也说：“拍《红高粱》的时候我不懂怎么把握人物，幸亏有姜文在，不然这片子绝没有呈现出来的那股自由狂放的劲儿。”
拍完《本命年》时，谢飞导演就说：“姜文肯定得自己拍戏，迟早。”田壮壮也劝他：“你快拍吧，拍了我给你演成了吧？”
只有陈凯歌对他说：“姜文啊，好的演员一百年出一个，你这么有天赋，还是专心演戏吧。”张艺谋说：“他就是要当司令官的人，当不了底下的兵。心气这么高，又那么有能力，你要让他不拍电影都不可能。”
《动物凶猛》来的正是时候。
可惜写完剧本后，一直没人给姜文投资。那时姜文已经不大瞧得上电视剧，一天看《编辑部的故事》，把饭烧糊了。正巧郑晓龙在筹备《北京人在纽约》，就把姜文请家里，让他看小说。姜文把小说拿回家，丢给他爸妈。他爸妈一晚上翻完后得出结论：
这戏你得去。
这戏最早也请了陈道明。1990年《围城》大火之后，陈道明92年带着杜宪在纽约进了剧组，杜宪负责做饭，陈道明负责开车。陈道明那叫一个野，开车不问路，而且哪儿都敢去。有一次陈道明拉着郑晓龙去机场接人，杜宪接到个电话，人家问陈道明什么时候回来，杜宪说：“我也不知道，因为要接的人都到了，他俩不知道把车开哪儿去了…”
当时说好了，夫妻两人在戏里都有角色。合同都签了，但后来两人却辞演。角色最后就落在了姜文头上。那时候电影开始走下坡路，电视剧才是王道，没想到这一演，成了一个时代的标签。
1995年，陈道明又演了一部《上海人在东京》，然而珠玉在前，播出来没多大动静。
也是在纽约，还在给郑晓龙当副手的冯小刚见识到了姜文的厉害。当时剧组住在纽约长岛一个小镇上，一天夜里，电视里播放《桂河大桥》的电影预告片。马晓晴，也就是在电影《顽主》里卖手绢跟葛优假装谈恋爱的那位姑娘，跟姜文起了一个争执。
马晓晴坚持《桂河大桥》里主演的名字叫大卫·里恩，但姜文说：“这里面没什么大卫·里恩，导演叫大卫·尼文，拿过奥斯卡，电影我看了七遍。”两人向学电影的摄影求证，摄影师站马晓晴，给姜文气个半死。
姜文说：“来，咱俩打个赌，谁要是输了，有权利对对方做任何事情。”
当时冯小刚和艾未未也站马晓晴，一帮人开车去曼哈顿，一个小时后回来看了带子。马晓晴脸“刷”地一下就绿了。
姜文是对的。
马晓晴走到姜文面前：“你赢了。”
姜说：“按约定我可以对你做任何事。”
随后，他让马晓晴坐椅子上，脸对脸冲她说：“我就是想告诉你，心里没数，别跟人打赌，尤其别在电影上跟我抬杠。”
这个故事出自冯小刚，后来他说自己就落下个病根：凡是姜老师说的话就深信不疑，凡说姜老师做的事就拍手叫好。
不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