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中，李商隐为何能单独列一章？
这里的“文学史”，应该是指2005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
这本书共分四卷，在第二卷第四编《隋唐五代文学》中，为唐代诗人和文学立记。这其中，李白、杜甫因为无可争议的重要性单独开篇，其余盛唐诗人归于一章，中唐韩孟诗派、刘禹锡、柳宗元等人一章，白居易和元稹共为一章，这种分法对于英才辈出的盛唐、中唐其实多有不逮。
不过这本书名为《中国文学史》，并非中国诗词史。由于中唐散文在韩愈旗下迅猛发展，以“万代文宗”引领风尚，同时曲子词经历刘禹锡、白居易等人提升，逐渐显露头角，所以中晚唐的文学蔚为大观，虽然古体诗、格律诗仍然是扛鼎主力，但毕竟要兼顾其他文学之长。
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文学史》还是在给晚唐诗歌一章的论述后，再为李商隐独列一章。
李商隐于中国诗歌文化太重要了。
他是晚唐诗歌的高峰，从文学性、艺术性上来说，李商隐和大李杜比起来也毫不逊色，甚至有隐隐超越之势头。但是晚唐的朝政颓败、社会风气下行，整个王朝的气象无法和初唐、盛唐的积极向上相比，这才导致他的诗作地位在气象上较之李白杜甫落了下乘。
即便如此，他仍然是诗歌史上宗师级的人物，开启了朦胧诗派，区别于无力空洞的晚唐体，不同于白居易通俗易懂的香山体，成为后世诗人、词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艺术来源。
经历了盛唐的怒放，诗这种文艺体裁在李白杜甫手中已经到达了不可逾越的高度。中唐诗人另寻生路，在题材的广博上不断细分深耕，携盛唐气象余威，将文化领域覆盖得干干净净。
到得晚唐，格律诗已经完全成熟，古体诗也逐渐裂变成为律古和词牌。
于形式上，诗的创新已经被锁死，于内容上，中唐韩愈、李贺、李益、白居易、元稹，甚至薛涛、鱼玄机等女诗人大放异彩，已经逐渐出现“将所有好诗都写尽”的趋势。
晚唐诗人该何去何从，是当时代文人最困惑迷茫的。
诗歌是思想性与艺术性高度统一的文体。而平衡思想性和艺术性，则需要情感抒发的居中调停。
诗体的成熟，修辞的技巧，用典的丰富都是艺术性的范畴，在晚唐实际上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而思想性则随着末世的来临越来越差。
这是诗歌史发展变化的最大规律。
每当王朝败落之际，就会出现缺乏思想性的作品流行，对于诗歌而言，齐梁体也好，晚唐体也好，都是内容空洞，字词浮华的作品，这都是思想性缺乏的表现——这是整体社会气象的下落，诗人们裹挟在时代的浪潮里，只不过是最低微的沙尘。
每到王朝建立之初，意象昂扬之际，文人们又会开始对这种颓唐诗风进行纠偏。初唐四杰、陈子昂倡导汉魏古风，批判齐梁体，欧阳修主导的诗文归正批判晚唐体、西昆体，都是时代气象的勃发，是政治对文化最典型的影响。
而西昆体，正是认李商隐为祖师的诗派，只可惜学了李义山的朦胧用典，字词晦涩，却没有学到他的诗歌情感内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