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群里聊起当年下乡，国家给予知青经济补助款一事。之因年代久远，大脑深处闹革命，经穷思竭想，才勾起了我对这少事相关的一些时断时，回攀l忆，没有查资料，只是个人的印象，现记辽打述如下。必∨
1969年2月6号，这个日子这辈子难以忘记，公社百余号知青从郑崖下车，被各队派来的老乡接到村里。
我村分1队2队，1队4女3男7名知青；2队3女3男6名知青，总计大队分来13名知青。
我们落户的村叫黄屯，隶属元龙寺公社。公社位于延安东川距延安城约70华里北向的一条川道里，人称五羊川。黄屯是进到五羊川后的第二个村庄，依次是陈屯，往前2里地就是公社所在地元龙寺村，两边的拐沟及越走越窄的川道深处也散落着一些村庄。
在”靠天吃饭”的年月里，黄屯是贫困中的“富裕”，地理条件优越，川地较多，山地也较为平缓，一年打下的粮食靠着糠菜半年粮省吃俭用，尚能够全村人添肚。还有两座队属小炭（煤）窑以及石匠队农闲时揭挖川道河床石板的副业生产，故在全公社也是数一数二的“富庶”村。
黄屯村一队河西，二队河东，罗、刘、阎、曹为大姓，各有三五户，全村总共不到40户人家百余口人。13个知青来到队里，明着就是抢饭碗，国家就补助10个月，到秋后要分打下来的粮，虽说队里条件还凑合，可我们吃一顿，老乡们就少吃一口，可想村里老乡心里是啥滋味？
按现在的记忆，可能有出入，但标准简单，相信出入不大。外省情况不知，陕西对下乡到陕北的知青的补助政策是，下乡后前10个月，每月每人40斤原粮，10元，每人安家费200元。村里有知青参加的管理小组负责费用使用。据了解，具体如何使用各村也是情况不一，这也使得一年多后，北京干部来延安协助管理知青，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清理知青账目，从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此事均为后话本文不提。
我村的知青都是17、8岁的初中生，不管是家庭富裕还是困难，只因年纪太小，对于经济尤其是账目这些理财之事，还没入脑更本不在意。记得小队的一名男生被挑中参与管理账目，很多过程他也说不清楚，其他知青则更是糊里糊涂。
这里不得不说我队的饲养员罗文有，他负责知青的账目管理、粮站购粮、给知青灶上盘粮食等一应事务一手抓。听老乡介绍，罗文有之前当过村支书，不知从谁开始叫起，我们从开始到离队整个下乡期间，都习惯叫他老支书。
老支书当年不过40左右，瘦高身板儿，浓眉窝眼长方脸，羊肚手巾不离头，一副陕北人的标准相。平日里看他板着面孔透着威严，很少说话，不见笑脸，鉴于此，对有关账目的事儿，我们也不敢问，实际肉烂在锅里问也是白问，自认为是一笔“糊涂账”。
先说吃：
刚到队时，估计是队里各方面准备不足，重要的是考虑我们立马开灶做饭不习惯，需要一个适应过程，故在老乡家吃派饭。一户老乡包一名知青，老乡待我们很热情，进窑上炕先盘腿，婆姨端上饭，娃娃们哄一边，由掌柜的陪我们吃饭，待我们如亲人一般。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春耕到来时。
这期间队里在小学旁边的一处空窑洞选择做知青灶房，砌灶盘锅台，购齐锅碗瓢盆，米面油柴，一切停当，知青灶正式点火开灶。
7个人一个灶俨然一个家庭，需要分工，开始是一个人主厨其他人帮忙，做出一锅饭，不管咸淡生熟稀稠，大家伙都将就。春耕到来后，改为一个人当炊事员，其他人负责担水，收工时顺便拾回一把柴。这样的日子过了近两月，突然生变，闹开了分灶，具体原因现在一个同学讲她也不知道为什么，作为当事人之一的我和另一个同学，单独另外开了一个小灶，大体原因是，一是受邻近队刮来的分灶风的影响，二是我俩对其中一个男生心计大多拉拢挑拨不满意，不愿再和他一个灶上抡马勺。队里对分灶事也不干涉，收拾好炊具把灶开到我俩窑洞宿舍，想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做，这是唯一的方便，不方便处是既要上工又要做饭，实在两难。
二队的6名同学加一个当地延中知青一个灶，这期间过得挺稳当，也算马勺没碰锅沿还算其乐融融，我们分灶后偶尔遇到揭不开锅时也去他们那儿吃上一口，虽说他们无耐但表面也表示欢迎，毕竟是同学之情。
从上述看，吃的粮是老支书从粮库买的，国家补助的是粮食定量每月40斤皮粮，买粮的钱要从每月10元里出，按当年粮价算，5元也就顶到天了。食用油不用买，用队里麻子换油，菜想买买不到，土豆算粮也当菜，两项相加也就人均1元多，剩下的钱怎么用？当时也没细想过，现在回忆，也发过钱，只能说是伙食尾子，不能说是零花钱，因为不是按月发，记得这期间只发过一次，立即还了欠账，所以记忆清楚。
再说住：
我们当天到队，由老乡分别领到安排好的各自窑洞。我和另一同学住在阳庄的一个土窑洞，4个女同学住在村里拐沟老支书家腾出的窑口券砖，白纸糊窗的一口窑洞。另外一男生则住在小学教室边无人住的一个窑洞。
现在说起来，我和另一同学住的窑洞条件最差。阳庄小坡上去有两个孤零零的土窑，其中一个已坍塌，另一个是我俩所住，窑口就一扇门板，推门进去掩上门，里边黑里咕咚什么也看不清，点上油灯环顾一望，除了灶台就是土炕，窑洞低矮也就不到两米高，黄泥抹墙，看来很长时间无人居住，墙面斑驳不堪。地上有一张木桌放着几张报纸一碗浆糊，一个老乡正忙着糊炕边墙，我们招呼他，问他叫什么？他一怔，回应说：“额是毛泽东思想宣传员”，这让我俩不尽笑出声。以后知道他叫李保业，人老实忠厚有些文化但体力不行。之后春节还去他家吃派饭，热情接待我们并从这儿相熟。窑小土炕自然窄，将北京带来的箱子往炕边一放，炕上刚好睡我们两个人，多一个人都不行。住这样的窑洞当时也没顾上觉得有多苦，年龄太小思想懵懂，还处在新环境的好奇兴奋之中。
我在这个窑洞里住了一年多，转过年来队里才开始给知青打窑洞，窑洞打好安上门窗之后凉干，直到71年夏初，我和另外并队过来的两个同学有幸住进了新窑洞。“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新窑还是没有干透，住进去没多久就感觉湿气太大，身体疲乏睡不舒服，皮肤上还出了湿疹浑身难受。这时北京干部老张随并队知青转到我队，见状后马上让我们和他一起在老乡家的窑洞里住，至到离队上学告别了窑洞。
从这时起，到全体知青离队，包括二队，全村就打了这两口知青窑洞，除了我和另外两个同学还暂住了几天新窑洞，其他知青始终没挪窝，在干躁的土窑洞睡着安稳觉。
这里就要提起那200元的安家费。在我们的意识中，把这笔记钱大都看成是打窑费，缘于和队长及老乡们在一起时，他们也常念叨着要给我们打新窑，这笔钱在老支书的账本经常跳动着，迟花不如早花，不花也不行，听说北京干部和其他知青并队，“人马未动粮草先行”，促使了队里及早动工打了这两口新窑洞。
当然安家费也并非全是打窑费，灶具炊具厨具灯具，暂住老乡家窑洞的补偿，收拾安排暂住的误工补贴，恐怕都要折算在这200元里边，如此下来还能剩下多少钱？
所以说，事隔50余年，重提这笔国家补助款，只是回忆下乡历史，说到这里就为至。更为感念的是，我们经受了延安精神的洗礼，在黄土高坡沐浴夏暑寒天、披星戴月耕耘受到了锻炼，也才有了而今幸福的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