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邵明
最近被一篇《“被北欧”的高晓松和“被癌症”的李咏》的文章，搞了有点晕。我们能与北欧比吗？人家生老病死有国家兜着，你不用拼搏和焦虑。人家没有高干病房，也没有特需门诊和专家门诊。人家没有富人区和平民区。人家生而平等没有城乡差别，也没有级别之分，养老金也没有三，六，九等。人家没有二元社会结构，你学霸高晓松和你高贵的家庭背景也就不值得炫耀了；没人在乎你是“二代”还是平民。
所以，高晓松坦言：“到了北欧没几天，我居然都不太敢跟人说话了，因为我觉得自己的内心很丑陋，很粗鄙，我每天琢磨的都是如何在一个竞争激烈的社会里跟人钩心斗角，跟北欧人的境界实在是差太远了。”
百度上说：“二元社会结构最早是由荷兰经济学家博克在观察荷兰殖民地印度尼西亚的社会经济时提出的一个概念，指的是一国内存在着两个在生活条件、生活方式、生活观念等方面完全不同质的相互独立运行的社会子系统。”
我国是八十年代提出的二元社会结构，特指城市与农村，也称城乡二元结构。
今天我要说的二元社会，是岀现在城市广义的二元社会结构，有点像“燕京折叠”里的不同阶层的人。城市的底层社会算一元罢：有进城农民工，有找不到工作的海漂；上海家庭有因病至贫，因赌至贫，因灾至贫的；还有一批被淘汰的个体户和创业失败者。他们已无能力再生，靠领取微薄的救济金活着。
他们生活在上海城郊的结合部，也有生活在上海市区上个世纪遗留下来没有煤卫设备的二级旧里和简陋的私房，过着上个世纪特殊年代的生活。据最新调查，在闹市的黄浦区就有近七万只马桶等待着消灭。七万只马桶，就可推算岀还有七万户人家，这在一个区所占人口比例也不算小数目。
改革开放四十年，上海GDP达到2万亿人民币也算中等国家水平了。上海不能与纽约比，不能与东京比，应该与台北和香港有得一比。人们的生活水平是否真的能比，我不很清楚，不敢妄意。
这几十年的高速发展有目共睹，但这与社会底层生活的一元群体关系不大。东方明珠，环球金融中心，上海中心全球顶级的摩天大厦他们没有条件登顶参观。上海大剧院，万人体育场，他们也没有进去听过歌剧，看过球赛。国际游轮码头，虹桥机场，浦东机场，高铁与他们的生活关系不大。深坑宾馆，五星级酒店他们不敢奢望。每年一次体格检查要等到六十五岁以后，特需门诊不敢奢求，专家门诊也不知道怎么挂号。新能源汽车，网上岀价竞拍车牌跟他们是不搭界额。
对于下一代孩子的教育他们也无需焦虑，因为能享受义务教育。学区房，重点学校，私人学校，儿童学前教育与这一元群体无关
股票市场的涨跌，P2P的跑路，房地产宏观调控，限购，限贷，限价跟他们也不搭边额。所以，资产上涨的红利他们享受不到，通货膨胀的危害他们得忍受。
一边是十几万一平米的豪宅；一边是没有煤卫设备，每天要倒马桶的简陋民房。一边是进岀有桥车，在家有保母，岗亭有保安的高档小区；一边是赤膊加拖鞋，冬天孵太阳，夏天乘风凉，马路当天井，我们耳熟能详的儿时记忆。一边是一桌饭要吃脱四十万元人民币；一边是隔夜饭菜不舍得倒脱，从不上馆子的一个群体。一边是做额体检几万元，得了疾病飞美国；一边是小毛小病吃大祘，得了疾病躺在家里硬扛。不能再边了，就此打住。
我到过北欧四国旅游，走马观花，给人的感觉确如高晓松所说。国内的专家对北欧国家众说纷云：有的称谓高福利国家；有的称谓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有的称谓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我称她为真正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
举个例子，我在那里旅游时，哪个国家我忘了，正在进行公投。据说是当年财政收入有多余，是平均分配给国民，还是留给下一个财年。公投结果是把钱留给下一个财年。
问题来了，他们的财富从何而来？当然是国民创造岀来的。他们没有我们这里拼爹，拼命的激烈竞争关系，他们是各尽所能做自己热爱的工作。
例如：挪威的鱼民世代相传，他们也不要为考大学而压力山大，他们读完义务教育相当于我们的高中，职高，就捕鱼去了。
例如：瑞士做手表的工匠，他们也没有高级低级之分，也不讲学历。做手表设计的也不觉得比做装配的“来赛”，收入差距也不多。
再例如：北欧四国的酒店服务员收入与公务员的收入也相差无几。养老金也没有三，六，九的等级差距，所以也不用像李咏那样加班加点拼命工作了。
我们为什么不能像北欧国家的国民一样生活？为什么要激烈竞争，拼命工作？因为我们是二元社会，我们需要奋斗，拼命工作才能脱离底层社会的这一元群体，爬上主流社会阶层的另一元群体；才能享受改到革开放所带来的成果，才能住进岗亭有保安站岗的高档小区里生活。我们需要通过激烈的竞争，拼命的工作赚够了钱，才能吃上四十万一桌的饭菜，才能看上特需门诊，才能到美国去住院治疗。
城乡的二元社会结构，还是要算在明朝的朱元璋身上，听说是他搞的户籍制，把农民固定在农村，不许流动。我是微信上看到的，不知是否有误。今天城市的二元社会，我是亲眼目睹的，养老金的三、六、九等也是实事求是的；“高晓松的坦言”我也是认可的。《二元社会》也没有什么新意，只是《燕京折叠》的洗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