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县受牛鞞江也。先有王延世着勋河平，后有董钧为汉定礼。王、董、张、赵为四族”，这是《华阳国志》对汉代资中先贤王延世和董钧功绩的评价。他们一个成功治理黄河水患，使汉成帝改“建始”五年为“河平”元年，封关内侯；一个为汉明帝制定朝廷礼仪，在当世称为通儒，在后世有“文伯习礼，继武孙通”的美誉（西汉时，叔孙通曾辅佐刘邦制定汉朝礼仪）。
关于董钧，《后汉书·儒林列传》对其生平有简要的介绍，“董钧字文伯，犍为资中人也。习《庆氏礼》，事大鸿胪王临。元始中，举明经，迁禀牺令。病去官。建武中，举孝廉，辟司徒府。”
犍为，即犍为郡，“武帝建元六年开。莽曰西顺，属益州”（《汉书》）。《文献通考》记载，“汉时，为郡国九，县一百二十八”，犍为郡为九郡国之一，包括“十二县：僰道、江阳、武阳、南安、牛鞞、南广、汉阳、𨚲䣕、资中、符、朱提、堂琅。”
犍为郡资中县人董钧，其出生的具体时间不详，但从“元始中，举明经，升廪牲令”，“建武中，举孝廉，辟司徒府”，“永平初，议天地宗庙郊祀仪礼”，“年七十余，卒”等相关记载，可以探知其是西汉末年到东汉初年的人。
最初，董钧精研“庆氏礼”，是在大鸿胪王临手下做事的小吏。“庆氏礼”是汉代今文《礼》学派之一，由西汉庆普所传授。文帝时，萧奋从徐氏学《礼》，并传授给后仓，后仓又传授给戴德、戴圣、庆普。这三人又各自专门教授，庆普所传的《礼》即为“庆氏礼”。两汉时，“庆氏礼”立于学官，设置博士，经说今佚。
大鸿胪是古代官署名，秦及汉初称典客， 景帝六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改称大鸿胪，主掌接待宾客之事。东汉以后，主要职掌朝祭礼仪之赞导，专门管理各项具体的礼仪事务。颜师古注引应劭曰：“郊庙行礼赞九宾，鸿声胪传之也。”《新唐书·百官志三》：“凡客还，鸿胪籍衣齎赐物多少以报主客，给过所。”
到了西汉平帝元始五年（5）春,董钧通过了当时朝廷察举制的“明经”科考核，由小吏升任俸禄六百石的廪牺令，负责掌管供宗庙祭祀的谷物和牲畜。“明经”就是通晓经学，所谓“经”，原指先秦经典，汉武帝尊崇儒学后，“经”就专指儒家经典。《玉海》记载，“董钧，举明经，迁廪牺令。”“廪牺令，六百石，掌祭祀牺牲鴈骛之属。”
三年后，西汉“孺子婴”居摄三年（8），王莽篡汉称帝，董钧托病离职。《蜀中广记》等史料，有“董钧……元始中，举明经，迁廪牺令，病去官”的记载。这也反映出董钧的儒家正统思想和正直品格。
辞官回家的董钧更加刻苦治学，认真钻研儒学思想，尤其是朝廷礼仪规范，他在等待再次为国家效力的时机。其间，玄汉更始三年（25）四月，公孙述于成都称帝，建元龙兴。更始三年六月，光武帝刘秀即皇帝位，建立东汉王朝，建元建武。建武十二年（36），大司马吴汉攻破成都，公孙述败亡。建武十一年（35），公孙述曾派其弟弟公孙恢等将领在广汉、资中一带布防，抵抗东汉军队。《资治通鉴注》有“公孙述使其将延岑、吕鲔、王元、公孙恢悉兵拒广汉及资中。又遣将侯丹率二万余人拒黄石”的记载。
作为东汉的开国皇帝，光武帝以“柔道”治天下，采取一系列措施恢复、发展社会生产，缓和西汉末年以来的社会危机，出现了社会安定、经济恢复、人口增长、文化繁荣的“光武中兴”局面。尤其是在文化上大兴儒学，推崇气节，以致东汉一朝被后世史学家推崇为中国历史上“风化最美、儒学最盛”的时代。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光武帝恢复了西汉今文十四博士的设置，再次确立今文经学在官学中的统治地位。同时，继续实施西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设立的举孝子、举廉吏的选官察举制度，简称举孝廉。举孝廉后来规定为常科，是周期性、经常性进行的科目，要求郡国每岁必举，否则以不奉诏论。光武帝在诏书中明确了察举孝廉的四项标准：“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悌廉公之行。”
光武帝建武十六年（40），董钧作为通晓经书的儒生，经过地方郡县的推荐，举孝廉入京，授予大司徒府郎官（汉哀帝元寿二年，罢丞相，置大司徒。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去“大”，称司徒）之职，教导民众孝悌、逊顺、谦俭。《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氏族典卷诸姓部》记载，“董钧……建武中，举孝廉，辟司徒府。”
建武时期，董钧还兼任城门校尉一职。《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记载，“董钧，钧，建武中为城门校尉。”城门校尉与执金吾、北军中候之间相互牵制，互不统属，共同组成了东汉中央宿卫系统中的城卫军。从史料记载来看，东汉历任城门校尉一职，多为外戚宠贵把持，仍不乏德才兼备者。可见，董钧深得汉武帝信任。
董钧学识渊博，博通古今学问，多次上书说政事的得失利害，指陈利弊得失，为时人所称道。光武中兴，需要重新制定被王莽废置的礼仪，其中涉及掌管教化的乡官三老是否需要向天子还礼的问题。很多大臣认为三老应该给天子还礼，董钧却不赞成。他认为，供奉三老，是为了教育人们学会赡养父亲的方法。如须答拜，无异于叫普天下的人都向你们叩拜了。光武帝下诏，同意了董钧的意见。
《文献通考·学校考》记载，“汉中兴，定礼仪，群臣欲令三老答天子拜。城门校尉董钧驳曰：‘养三老所以教事父之道也，若答拜，是使天下答子拜也。’诏从钧议。”《续汉·礼仪志上》注补引谯周《五经然否》曰：“汉初，或云三老答天子拜，遭王莽之乱，法度残缺。汉中兴，定礼仪，群臣欲令三老答拜。城门校尉董钧驳，云云。诏从钧议。”
十多年后，到了汉明帝永平二年（59）,董钧升任太常博士，在太学府教子弟读经。《方舆胜览》记载，“东汉永平中，为博士，尝与议礼乐。”
据《后汉书·礼仪志》记载，当时汉明帝因《礼记·月令》有关于五郊迎气的内容，于是在都城洛阳周边立五郊坛。立春日迎春东郊坛，祭青帝句芒；立夏日迎夏于南郊坛，祭炎帝祝融；先立秋十八日，迎黄帝于中兆坛，祭黄帝后土；立秋日迎秋西郊坛，祭白帝蓐收；立冬日迎冬北郊坛，祭黑帝玄冥。五郊祭祀刚刚设立时，各项礼仪并不完整规范，董钧常常参与制定，而且很多都被采纳了。另外，宗庙礼乐、天威臣仪、典章服饰的规章制度，甚至诸侯王丧礼规格和车服制度等也是依照董钧等人所提方案创立的。
关于董钧为汉朝制定礼仪的记载较多。《孔子改制考》记载，“时草创五郊祭祀及宗庙礼乐、威仪章服，辄令钧参议，多见从用。”《华阳国志》记载“永平初，议天地宗庙郊祀仪礼，钧与太常定其制；又定诸侯王丧礼。”《翰苑新书》记载，“时草创郊天祭祀及宗庙礼乐威仪，并令钧参。” 《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古今图书集成》《群书考索》《太平御览》《蜀中广记》等也有记载。
董钧没有叔孙通阿谀奉承的习气，但他继承了叔孙通的事业，为东汉王朝制定礼仪，并有不少的创新。他在当时被人们尊为通儒，门下常有百多名弟子接受其教诲。《孔子改制考》记载，“当世称为通儒，常教授门生百余人。”《大清一统志》记载，“当时称为通儒，累迁五官中郎将，常教授门生百余人。”
此后，董钧作为德高望重的大臣，升任五官中郎将，俸禄2000石，掌宫中宿卫，出入车骑以及参与军事行动，协助光禄勋核选三署的郎官等。约62年3月，董钧陷入一桩政治公案，被贬为骑都尉（属光禄勋，掌监羽林骑）。年逾七十的他，于是解甲归田，不久病故于家中。《古今图书集成》记载，“累迁五官中郎将，后坐事左转骑都尉，年七十余卒。”《蜀中广记》记载，“累迁五官中郎将，常教授门生百余人。后坐事左转骑都尉，年七十余卒。”
《四川通志·直隶资州》记载“董钧墓，在资阳县北二十里。”后人为了纪念他，还修建了“二贤祠”、“四贤堂”等。《四川通志·直隶资州》记载，“二贤祠，在资阳县，南宋建，祀王褒、董钧二贤，今废。”《大清一统志》记载，“四贤堂，在州治。《舆地纪胜》，在郡治，绘王褒、董钧、范宗凯、李鼎祚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