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司马光是中国北宋名人，一生留下无数美谈，其中最为人广知的是“司马光砸缸”和《资治通鉴》。尤其是《资治通鉴》，“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深受历代文人墨客的喜爱，几乎属于古代文人必读书籍，从宋至今一直受到高度评价，可以说是堪比《史记》的史学著作。

然而史学地位崇高的司马光，却曾有“卖国”嫌疑，在他为相期间，要将王安石打下的领土，一寸不要，全部归还西夏，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北宋建立以来，主要有三个强敌，即北有契丹辽国，西有吐蕃诸部，西北西夏侵扰。其中，辽国威胁最大，但西夏最为烦人，犹如打不死的小强，甩不掉的狗皮膏药，每年都要侵扰北宋，实在让人恶心。

宋仁宗在位时，对西夏主要以防守为主，但宋神宗雄才大略，继位之后想改变宋弱局面，最好能够消灭西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宋神宗继位之后，开启了王安石变法，目的就是为了富国强军，但鲜为人知的是，宋神宗国内变法，但在对外也不放松，而是开疆拓土了2000里。

历史上的改革家，往往都有一个军事帮手，比如张居正之于戚继光，王安石的帮手就是王韶。

1068年，王韶上书《平戎策》，提出“收复河湟，招抚羌族，孤立西夏”的战略，主要方略是：要想攻取西夏，就应当先收复河、湟二州之地，这样夏人就有腹背受敌之忧，并隔绝西夏与吐蕃的联系。

王韶的目的与宋神宗、王安石等变法派“改易更革”的政治主张相一致，因此得到朝廷高度重视，王韶得到王安石的鼎力支持，很快就被任命为秦凤路经略司机宜文字（相当于机要秘书）之职，以一文人出掌军事，担负起了收复河湟的任务。

唐朝时，吐蕃帝国达到巅峰，唐末时虽然崩溃，但北宋时残余势力还很强大，占据着河、湟二州。因此，王韶想要实现战略目标，就不仅要和西夏作战，还要和吐蕃作战。

数年之后，王韶率军击溃羌人、西夏的军队，设置熙州，主导熙河之役，收复熙、河、洮、岷、宕、亹五州，拓边二千余里，对西夏形成包围之势。

对于熙河之役的胜利，史书评价是：“北宋王朝在结束了十国割据局面之后，八十年来所取得的一次最大的军事胜利。”对于饱受外患的北宋是极大的鼓舞，使北宋对西夏形成了包围之势，达到了使西夏“有腹背受敌之忧”的战略目标，一改宋朝西北战略形势。哪怕保持现状不再进取，一直僵持下去，西夏都很难再对宋朝构成什么威胁。

王韶的胜利，给王安石变法增加了重要砝码，但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党反应却令人难以理解。

1085年，宋神宗去世，宋哲宗赵煦即位，高太后垂帘听政，司马光成为宰相。由此，宋朝迎来一次剧变，司马光提出“以母改子”，全面废除新法，贬斥改革派，史称“元祐更化”。

司马光全面废除王安石变法条例，注意是全面彻底一丝不留，但王韶打下的领土是王安石为相时的战绩，也是王安石鼎立支持的结果，这该怎么办呢？

令人无语的是，司马光认为，王安石的积极军事政策下，王韶开边取得的领土，本是“夏国旧日之境”，应该全部归还，一寸不留。

司马光的逻辑是：如果不归还领土，那么西夏必不罢休，两国再起刀兵，岂非祸国殃民劳民伤财？如今看来，司马光这个逻辑太扯淡，因为王韶取得的领土，只是收复汉唐旧土罢了，何曾是党项人的领土？况且，在那个年代，岂有流血开拓下的领土归还道理？

但就是这么一个逻辑，却得到很多保守党的支持，最典型的是范纯仁（范仲淹次子），认为宋朝打下来的这些土地，犹如“窃人之财”，非常的不要脸、不道德。

不过，北宋朝廷也有有识之士，拿着地图当庭责问司马光，唐朝时因为丢失河湟地区，导致回鹘、吐蕃长驱直入关中和长安，如今一旦“归还”，那么要重演旧日悲剧吗？

无奈之下，司马光不敢将河湟地区送给西夏，但却坚持将安疆、葭芦、浮图、米脂四地送还。讽刺的是，四地送给西夏之后，西夏并未领情，还是不停侵扰宋朝，相反失去了四地，宋朝防御形势更糟糕。

除了让宋朝西北局势继续糜烂、消耗无数军费之外，司马光还开启了宋朝党争的潘多拉盒子，严酷对待改革派之余，却重用了以蔡京为代表的一大批奸臣，导致日后在新旧党争时，沦为意气及权位之争、不再着重于国政运转，朝堂变得与晚明党争一样激烈，连苏轼都批判他。明朝陈汝锜认为北宋亡于司马光，“靖康之祸，论者谓始于介甫（王安石），吾以为实始于君实（司马光）。非君实能祸靖康，而激靖康之祸者君实也”。

可见，司马光对王安石的恨，已经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了，将一个即将复兴的王朝生生推向灭亡，司马光死后40年，北宋就迎来了靖康之祸。历史上的司马光，可以是一个顶尖的文学家、史学家，但成为政治家却是宋朝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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