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我决绝地离开一家国企，孤身南下，背着一只简单的背包，装着两件衣服，一本书，挤进了南下打工的汹涌人潮中。绿皮火车缓缓地停下来，站台上蜂拥的人流像骚动的蚁群，躯体与躯体叠加在一起，分不清你的脸，他的脸。好不容易在人群的推搡中，我被悬空推上了车门，挤进密不透风的车厢里。

幸运的是，我眼前正好有一个空座位，便就势坐了下来。这时候，身边来了一个彪形大汗，他环视一下，看看前面密密匝匝的人群，知道挤不过去了，便朝我蛮横地说：“你走开！这个座位我要坐！”我第一反应是怔怔地瞧了瞧他，莫名其妙又惊恐万状。他又瞪了我一眼，带着不由分说的凶狠：“听到没有？还不滚开？找死吗？！”慌张之下，我像一只受伤的小鸟，被人用力扯住手腕，推到了过道里。

一路上空气显得混浊不堪，有人躺在座位底下，有人蜷缩着疲乏地睡了，有人要大小便却爬不出去，满脸憋得通红通红。也不知怎么捱过了那艰难的八个小时，我终于到达广州。乘坐大巴前往中山，下车时已到了傍晚六点。我孤单地走着，却发现身后总不紧不慢地跟着一个男人的身影。我大气也不敢出，赶紧加快脚步跑了起来，也不知跑了多久，才把那影子甩掉。到达同乡的工地时，浓浓的寄人篱下的感觉瞬间把我淹没。当同乡笑着递过来一瓶汽水时，我却泪水巴嗒巴嗒地掉下来，觉得自己就是一叶在海上飘浮的落叶。

跨出学校的大门后，一声撕心裂肺的哭似乎预告了我的动荡和失意。为了不给同乡带来麻烦，第二天我便仓促地进了一家光线很暗的小制衣厂，工作是剪线头，月工资200元，要做满两个月才能领工资，还得预交押金200元。交完押金，我身上所剩无几。这份重复的劳动，虽然简单得不用思考，却把我的心束得无法呼吸。

在刚认识几天的同事带领下，我很快走出厂门，跳到另一家电子厂。在电子厂，我第一次拿到了400元工资。流水线的作业丝毫没有给我带来兴奋感。我的梦想很遥远，却始终在内心熊熊地燃烧。潜意识里，我总感到这不是我要寻找的。但究竟我需要什么，我竟也茫然无知。

捧着一纸中专文凭，我在一家家厂房间穿梭试探。夏天的东莞，太阳把我的皮肤晒得黝黑一片。一张不成熟的脸，土气的打扮，使我看上去就像个才初中毕业的人。带着木讷和羞怯，每每递上文凭，我便知道自己又将遭受拒绝。“你这文凭是骗人的吧？”人事部的往往会盯着这纸文凭，发出轻倜的嘲弄。那明白无误的蔑视和质疑，把我的一丁点自信也击得粉碎。我嗫嚅地否认着，却没有办法让他们相信我。

两年间，我辗转于各个工厂，看到了许多不同的面孔。与其说我想积累一点生存的资本，不如说我始终在寻找一份归宿感。那一声声刺耳的“孬妹”，在很多年里，都会尖锐地响在我的心中，刺痛我的神经，带给我一种极度的寂寞和孤独。洪荒宇宙，人流如织，我的家到底在哪里？

家乡，是回不去的苦涩——母亲早已丧命于半瓶“666”的农药中，肿得老高的样子让我不忍回忆；父亲随姐姐远去北京摆摊，一直负债累累；两个哥哥，都在异乡忙于生计。只要回想一下家乡路口的那颗樟树，我便被一种空落的感觉所覆盖，整体身子几乎无法着地，飘浮得就像当初被人挤搡着架到火车上。

打工的收获，其实只是让我明白了漂泊的滋味。一个结结实实的异乡人，虽几十年浪迹四方，却总在寻求一份心灵的依靠。当我在二哥的催促中来到他所在的地方，单薄的心依然单薄，但身上已感到了一种责任。这份责任是出于对二哥的感激和报答。在日日冷清中，我一面期盼着业务的好转，一面认真地看书，提升自己的技能。

其实生活是会对“认真”二字予以回馈的。经过两年的努力，小店渐渐地风生水起，在异乡的我开始了自己的“而立”之年。从一无所有的贫瘠，到生活的渐渐丰盈，心头也时常会伴随着一些小小的喜悦。然而，琐碎会带来烦扰，负重也让心得不到张扬。当物质不再成为首要的烦恼时，心灵的无法舒展就成为要解决的最大问题。

我所处的地方，是著名的佛道胜地。禅宗法脉从这里远涉日本，一个个高僧的故事在人们口中传唱。当我从一些出家师父脸上看到和善的笑容，永远如沐春风的温暖，我知道，自己依然是个不折不扣的异乡人。那份潜在的渴盼，就像一颗种子，在土壤中发酵，酝酿着某一天破壳而出。事实告诉我，只要心中有坚不可摧的梦，这梦就一定会在某一天成为现实。为了这个梦，我一次次背起行囊，远走他方，寻找我的圣地，我真正的故乡。这条路其实多舛而崎岖，也经常会走着走着便撞到南墙。可是走得多了，心也就开了，路就更宽了。不断的寻觅，探索，种种的疑惑在奔赴的旅途中，会变得愈来愈明晰而坚定。我渐渐知道自己该要什么，路该怎么走。那些颠倒错乱，踌躇孤寂，一日日消失着，并成为记忆。

回望走过的路才发现，所谓的异乡，不过是心灵的飘泊无着落。当我能安然地与自己的心在一起，不再于念头中寻觅；当我懂得珍视当下，用心于当下；当我的烦恼愈来愈少，力量愈来愈强的时候，人生何处不是故土，哪里不是归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