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堆满书籍的柜子里发现了一个信封,取出来发现已用透明胶将封口重新封了起来,刻印在信封上的那个名字我依然记得,但是对于我们之间的谈话记录早已忘却。
那年,她是一中的学生,高三。我是七中的学生,高二。我并不认识她,也不知道是怎样地同她成了笔友,这一段记忆确实空白了。
那些年,电脑手机都不那么盛行,尽管我们都在同一座城镇,各自学校相差不到几分钟车程,周末也常有机会一同看书逛街,但是我们仍依赖书信将友人之间的情谊延续下去。 有那么一段时间,开始流行找陌生人通信,我们称之为笔友,这种感觉是和朋友通信截然不同的,更加刺激和兴奋。
我并不是小心翼翼地拆开信封,而是撕开了信封的一小截,里面仅有三张信纸,一张便利贴,可见我们通信次数并不多。根据时间的先后顺序,我先后阅览起来,我觉得该是她先给我写信,而我把第一封信弄丢了。因为根据时间,最早的文字是告诉我她的笔名是“忉”,而不是“小刀”,也就意味着我在给她的第一封信里弄错了称呼。信中有提到祺,也有提到娟,恐怕也是因为她们,才有了我们之间的联系,又或者我们是先通过网络联系而后才借助了这些书信。
那时我们的学业都很重,对待未来都很迷茫,对待当时的种种状况力不从心。我忘记了我跟她说了些什么,只能从她的信中推测我的内容。记得那正是我16年里形成的单一世界观被更多元素入侵的时候,我开始接触课本以外的东西,开始学着上网,开始关注各种社会新闻,甚至开始叛逆了。当单一的世界观被打破时,必定会造成内心的一阵慌乱,而一旦被打破就很难再重新回到原来那个自己。无助,迷茫,挣扎,这已成为时下的关键字。曾在一篇文章里写下“那个时候我们纵使叛逆堕落,也是那样的安静,并不会去影响旁人”,所以我们也并非是真的堕落了。
忉在信中提得比较多的依然是学业上的事情,同样也是个在重压之下喘息的孩子,想要不顾一切地粉碎一些东西,却还依然隐忍地做一个好孩子。突然明白过来了,霍尔顿 考尔菲德(《麦田里的守望者》)为什么那样地厌恶那些虚伪的人,为此想方设法地想要离开学校,离开家,去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地方,装聋作哑开始新的生活。我们曾经都厌恶过,都想要逃避。我也时常地想,为什么我不是个聋哑人,这样我的世界就将会是清静的。甚至我也想过,去一个陌生的地方,装聋作哑开始新的生活,所以当我读到考尔菲德产生这样的念头时,自然会忍俊不禁。但是最终我们只能选择妥协,直到有一天我们忘记了我们曾有过的叛逆和那些可笑的念头,并用我们一贯厌恶的方式去对待我们的后辈。
她默默地喜欢一个男孩子,每天带着手机心不在焉地上课,希望能够等到他的片言只语。可是这种无望的等待,终只等来了一种苦涩的情愫。她喜欢萧亚轩的慢歌,却告诉身边的朋友她喜欢燕姿静茹,她很压抑自己朋友们却认为她是个快乐无忧的人。她看小四的书,从书中寻找一份青春期孩子共有的那份莫名忧郁。我不看小四的书,但也知道他是那个45度仰角仰望天空的半明朗半忧郁的作家,那个时候他风靡了所有的校园,但是我没看他,直到现在,也没看过几本,看过的几本也忘得差不多。
高三的离别总是比较地刻骨铭心,她一个比较好的男生朋友因参军提前离开了他们,她很难过,但这是必须要面对的离别。我们总是在经历一次次的离别后才骤然成长起来的,直到后来我们再也感受不到离别的深刻。
她的字迹很娟秀,是我喜欢的字迹。我猜,她应该是个高高瘦瘦的女子,长头发,笑声爽朗。我们曾在网上说要抽空见一面,但后来我们都没有再提及要见面的事。甚至,我们连书信也没有继续写下去。我不知道她后来去哪个城市上学了,现在是否已为人妻为人母。时隔8年,在这个夜里,我竟怀念起那个未曾见面的陌生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