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萩原朔太郎写给《罗针》杂志编辑的信件，标题《蒲原有明に帰れ》意为“回复蒲原有明”。由于原文是带有大正时代色彩的日文，且包含一些旧假名和汉字用法，我翻译成了流畅的现代中文，并保留了原文的文学韵味：
回复蒲原有明
萩原朔太郎
2026.8.5.
我于上月末离开了东京。东京是我心之所向的都城，是连雪夜也会有青猫攀爬屋顶的大都会。而如今，我却住在工厂与工厂之间的窄巷里，一个工人聚集、煤烟弥漫的街区。我和家人四口，挤在一排砖房林立、黑烟缭绕的贫穷长屋中，过着凄苦的生活。但哪怕只能勉强糊口，我也宁愿去乞讨，也不愿离开东京。我想永远住在这无产者的后街里，像乌鸦一样。
蒲原有明是我唯一崇拜的诗人。您能敏锐地察觉到这一点，确实了不起。实不相瞒，在诗集《吠月》出版时，我曾再三写信恳求蒲原有明先生务必为我作序，但他始终没有回信，我也只能遗憾作罢。我之所以如此渴望得到蒲原先生的序言，是因为我自认我的诗继承了蒲原先生开创的新正统。在《有明诗集》中，像《独弦哀歌》这样的作品堪称名篇，如今读来依然令人感动落泪。怎么说呢，它的情感浓郁且充满神秘气息，宛如爱伦·坡的爱情抒情诗，却又散发着强烈的东方芬芳。正是通过有明，我才初次懂得了“恋爱”的神秘与甜美情愫。世间再没有比这种恋爱（Love）更神秘、在本质上更接近音乐情愫的事物了。我在《吠月》中的几首作品，正是模仿了这种神韵，却又将其通俗化了。
尽管我对蒲原先生如此崇拜，但据某人传言，蒲原先生似乎对我抱有极大的反感。据说原因是，我曾恶毒地辱骂过他的诗。这实在出乎意料，我对此也毫无印象。后来仔细一查，原来是我曾在《文章世界》上极力痛骂三木露风及其一派，彻底排斥了当时诗坛所谓的“象征诗”。但后来我才知道，三木露风一派自诩为“蒲原有明的正统流派”，在他们编纂的《日本象征诗集》中也写道：日本象征诗的始祖是蒲原有明，而三木露风等人则是继承其脉络发展而来的。由此想来，大概是我痛击露风等人的“象征诗”时，被误传到了蒲原先生耳中，让当时已退出诗坛的他误以为是针对他本人的攻击，从而产生了误解。据传言，蒲原先生看到我的求序信后曾说：“这人一边恶骂别人的艺术，一边又厚着脸皮来求序，真是世上竟有如此恬不知耻之徒。”
起初，当蒲原先生拒绝为我作序时，我以为这不过是天才常有的懒散脾气，并未放在心上。直到最近得知上述传言，我才惊觉意外，更对自己被如此曲解感到无比懊恼和遗憾，正打算近期在什么杂志上发表声明澄清此事。幸好您的来信给了我写作的契机，若能将全文或概要刊登在贵刊上，我将不胜感激。这种辩解在“有常识的头脑”看来或许只是愚蠢之举，但世上蠢人实在不少，为防万一，还是声明一下为好。也就是说，蒲原有明先生与三木露风先生，无论是在诗歌格调还是诗思上，都完全属于不同的范畴，毫无关联。详细来说，蒲原先生的诗风浪漫，以浓郁的情感和神秘的气韵为特色；而露风一派所谓的“象征诗”，则完全是古典、理智的，没有任何梦幻的想象或浪漫的情感，其长处反而在于那种截然相反的、庄重典雅的理智格调之美，这就好比法国诗坛的高踏派（巴纳斯派，象征派的前身）。相比之下，有明先生的诗则应与反抗高踏派而兴起的热情主义诗人魏尔伦、波德莱尔一派，即法国诗坛的象征主义（众所周知，这也是自由诗的先驱）相提并论。因此，若按外国的称呼，蒲原有明先生的诗风是象征诗，而露风一派的诗则恰恰相反，应属于高踏派。只不过日本文坛习惯将露风等人的诗称为象征诗，我才借此称呼罢了。说到底，流派的名称无关紧要，关键在于内容。
私信扯了这么多闲话，实在失礼。总而言之，蒲原有明先生是当今诗坛的先驱，是拥有永恒价值的天才。面对如今空洞无物的诗坛，我只想说一句话：“回归蒲原有明”。（以下略）
（《罗针》第五辑·大正十四年四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