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月2日，意大利入侵了埃塞俄比亚，本地土著拿着弓箭，刀枪对抗拥有最新式武器的意大利士兵，埃塞尔比亚的外交代表在国联上说出一句令人心碎的话，“这不是战争，而是屠杀！”，蒋介石心动之余，宣布对意大利进行经济制裁——虽然此时的中国经济十分贫弱，而蒋介石心心念念的国联，则是什么忙都帮不上，只会喊口号。

2月26日，日本发生政变，军国分子东条英机上台，从此日本彻底成为了军国主义的产物，为了得到华北，日本人积极拉拢宋哲元，但是宋哲元依旧不表明自己的态度，为了威逼宋哲元附日，日本秘密向河北驻兵，至5月，已经增兵一万多人，而且很多防线已经超出了《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这是战争的前兆！

已经过够忍气吞声，委曲求全日子的宋哲元对部下发誓，29军绝不退出华北，要死也要死在华北！6月，华北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613抗日游行，宋哲元不再镇压，日本则是在北平举行军演，试图恐吓宋哲元，这一次宋哲元不再隐忍，调集所有兵力，以超过日军三倍之姿，在庞各庄举行声势浩大的军演，这一次，日本人对于宋哲元是彻底失望了，于是下定了武力夺取华北的政策。

10月，刚刚和平解决两广事变的蒋介石在华北又遇到了新的危机，蒙古德王在日本人的扶持之下，成立“蒙古军政府”，要求蒙古独立，并进犯绥远，绥远南面就是山西，作为山西地头蛇，阎锡山当然不会坐视不理，派出了得力干将傅作义前去迎战，傅作义绰号“四不将军”——不惹事，不怕事，不说硬话，不做软事，他麾下的部队治军严格，士兵作战勇猛，虽然武器装备不如中央军，但战斗力很强。

仅仅一个月，傅作义率军在绥远三战三捷，歼灭两万余叛军，日本之所以资助德王反叛，是希望在自己动手的时候，国民能陷入两线作战的窘境，实在没想到傅作义太厉害，用时仅仅一个月，就把德王打的屁滚尿流，不仅打跑了入侵的军队，就连德王的首府百灵庙，也被傅作义拿下了，日本人武力进攻华北的计划不得不推迟。

虽然绥远战事，日本人没有直接参与，只是停留在提供武器装备和军事顾问的层面上，但是傅作义的大捷在已经被日本人蹂躏了数年的中国人心理上以极大的安慰，中国人终于开始相信和憧憬，中国能够战胜日本的可能性，傅作义成为了继马占山，蔡延锴之后的民族英雄，这场胜利，给与了中国人心理上极大地安慰和希望。

面对日寇在华北的威逼，全国抗日愿望一再高涨，而蒋介石，就是抓着“攘外必先内”不松手，对日一贯软弱，还寄希望于只会喊口号的国联，1936年，12月12日，震惊海内的西安事变发生了，中国军队的统帅蒋介石，被他的副手，在归国之后一直忠心耿耿的张学良扣留在西安，蒋介石，张学良究竟命运如何？

西安事变始末

如果从现在的视角去看西安事变，毫无疑问，张学良是抗日的功臣，正是他以武力扣押蒋介石，逼迫蒋介石不得不放弃内战，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举全国之力对抗日寇，从这一点上来看，张学良应该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但是从当时的社会反响来看西安事变，社会舆论包括国际舆论都一边倒的批评张学良，斯大林更是言辞激烈地称称张学良是日本内奸，张学良自己更是承担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西安事变后，之前一直活跃在中国土地上的三十万东北军瞬间销声匿迹，再也听不到一点风声，他们到底去哪了？在西安事变爆发的当夜，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变之后又是如何善后的？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之后为何东北军不去救张学良？请读者带着上面这四个问题，来看下面这篇文章——西安事变始末。

1935年12月9日，中国共产党于北平领导和发动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声援在绥远抗战的傅作义，并反对华北自治，要求全国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这是这一年，北平爆发的第五次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全国抗日形势逐渐高涨，1936年5月31日，全国各界联合救国会在上海成立，并发布《宣言》强调中国目前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国内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抗日日寇，恢复中华，由宋庆龄，沈钧儒，邹韬奋，何香凝，马相伯，史良，沙千里，章乃器，李公仆等各界有影响力的爱国民主人士担任委员和主席团成员，救国会成为了当时政治舞台的一股新生力量，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致信救国会，表示中共同意救国会的政治主张，且共产党愿意与救国会展开合作，但是救国会的成立，引起了国民党极大的恐慌。

1936年11月22日深夜，国民党以“危害民国罪”下令逮捕救国会成员沈钧儒，章乃器，李公仆，邹韬奋，沙千里，史良，王造时七人，诬告沈钧儒等有反动嫌疑，这便是“七君子事件”。这件事在社会上的影响极大，这七人在当时都是威望极高的爱国民主人士，因此七人被捕的消息传出来之后，举国震动，北平文政两界107人联名保释，北平大学学生罢课游行，宋庆龄也出面协商，同时冯玉祥在南京发起10万人签名行动，要求政府放人，张学良更是亲自飞往洛阳香山寺蒋宋别墅，劝说蒋介石释放七君子，但是蒋介石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谁劝都没用。

在西安事变的三个月前，在张学良和蒋介石之间还爆发了一次不太令世人熟知的“艳晚事件”，艳晚事件是张学良和蒋介石的第一次冲突，也是西安事变的伏笔，表明了张学良决定跳下蒋介石黑船的决心，当时的张学良和蒋介石可以说是互生嫌隙，张学良越来越抵触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而蒋介石对张学良的东北军屡次剿匪不利大为不满，更是有流言传出张学良和中共之间，互有秘密联系的通道，于是蒋介石向西安派去了大量的特务，并由中统接手陕西省党部，八月，东北大学学生领袖，中共地下党员宋黎，马绍周暴露，8月29日，特务在西北饭店抓捕宋黎，马绍周，不料完成任务正出门碰上西北军17路军的骑兵巡逻队，营附谢晋生以特务没有抓捕手续为由，将宋黎，马绍周扣押在骑兵营部，期间宋黎直接致电张学良办公室电话求救。

宋黎和张学良相识已久，张学良为培养人才创办了东北大学，自己亲自担任校长，并且聘请了国内知名教授传教，而宋黎就是当时东北大学优秀的高材生，一二九学生运动，宋黎被推举为游行队伍总指挥，顶着凛冽的寒风和军警的警棍和大刀走上街头，游行示威，一二九运动之后，张学良前后三次致电东大要求派遣学生代表到西安“说明情况”，宋黎，马绍周于1936年1月抵达西安，此后三天，张学良连续5次面见宋黎，宋黎的年轻，热血，不屈不挠，为抗日置生死于不顾的精神感染到了张学良，二人相谈甚欢，张学良还送给宋黎一张自己的照片作为礼物，临走张学良表示，“自己的东大没白办，还出了宋黎这样的人物”。

张学良接到宋黎的电话之后又接到了西北军领袖杨虎城的电话，张学良非常重视，直接派自己亲信孙铭九率卫队到17军营部接走了宋黎，张学良一直怀疑宋黎是共产党，虽然宋黎一直也没有承认，但是宦海沉浮十几年的张学良怎么可能没有嗅到政治气味，此时的张学良和中共正处于蜜月期，更不可能让宋黎落入国民党的手中。

张学良救出宋黎之后，马上派秘书室参谋关时润，到西北饭店宋黎的住处取回屋内所有文件，不料关时润却被埋伏在房间内的特务逮捕，特务擅自逮捕自己的亲信让张学良怒不可遏，决定将此事上升到军事层面，电令王曲105师步兵团紧急入城，全城戒严，并扣押西北剿总参谋长晏道刚，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等蒋介石亲信，步兵团副师长谭海与孙铭九查抄陕西省党部，救出关时润，马绍周，这件事发生在8月29日晚，按照电报韵目代日法，当天的代字是“艳”，因此被称为“艳晚事件”。

由于当时蒋介石忙于处理两广事件，因此艳晚事件被蒋介石淡化处理，不过艳晚事件也让蒋介石对素来流传的张学良“通共”嫌疑进一步加深，蒋介石在解决两广事变之后，马上把目光投向了西北，他制定了第六次围剿陕甘的方针并亲自飞往洛阳督战，11月27日，张学良向蒋介石呈递《请缨抗战书》，要求目前当局以抗日为先，蒋介石在其上批复“时机尚未成熟”六个大字，12月2日，张学良以部下不稳，势难支撑为由，请蒋介石到西安训话，安定军心，实际上，张学良是想继续劝蒋介石放弃内战联共抗日。

12月4日，蒋介石飞往西安，以临潼华清池为临时行辕，次日蒋介石在这里召见东北军和西北军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并师以上干部谈话，并给了张杨二人两个选择，一是将东北军，西北军的主力全部开到陕甘前线剿匪，自己坐镇后方督战，第二，东北军西北军调入福建，让出陕甘由中央军接任剿匪，可以说，这个选择题是蒋介石下达给张学良的最后通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