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广西民族学院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是在暴风雨刚蹂躏后的8月。那是1994年的夏天，突发洪水摧垮了祖辈安居的泥瓦房，淹没了丰收在望的稻田菜地，还把家中唯一的经济支柱、来不得转移的两头大白猪给活活淹死了。父亲曾对它们寄予厚望，说考上大学后，一头宰杀庆贺，一头卖掉交学费。好在天无绝人之路，父亲擅长砌墙修瓦，夜以继日地为村民修缮房屋，加上乡亲们慷慨解囊，勉强于开学前凑够了学费，解了燃眉之急。
入学不久，写作学任课老师梁成林教授布置作文，要大家写初进大学的感受。于是，我用笨拙的文字，将家乡遭遇洪灾、自己艰难求学的坎坷经历写了出来。也许过于悲苦，或者真情流露，总之打动了梁教授。经他修改和推荐，我的散文处女作《苦难大学路》发表于1994年12月3日的《广西民族报》副刊上。当看到自己的文字第一次变成铅字，特别是收到报社寄来的15元稿费时，那种激动兴奋的心情难以言喻。
初尝胜果后，我的文学梦想和写作热情瞬间点燃。在梁成林教授的精心指导下，我发起并组织创办了年级第一个班刊《启航》，将同学们优秀的习作定期编印，在系部和班级同学之间交流传阅，既激发了大家的写作兴趣，又提高了班级的知名度，自己和同班同学蓝森的写作水平也得以逐步提升，在中文系开始崭露头角。
我没有沾沾自喜，而是将目光转向更大的舞台，那就是争取加入广西民族学院的相思湖文学社。相思湖文学社成立于 1989年，是广西高校最早成立的大型文学社团之一，在前辈社将学子杨克、黄堃、黄神彪、黄佩华、杨长勋等人积淀下逐渐发展壮大，被视为“相思湖作家群”的发源启蒙。那时候的社长是中文系92级的才女韦露师姐，我经常在《散文选刊》《广西文学》等报刊杂志上拜读她写的散文，心中敬佩之情油然而生，暗下决心追随她的脚步前行。大一第二学期伊始，当获悉相思湖文学社招新，我和蓝森同学迫不及待地前去报名。经层层考核筛选，两人如愿以偿成为新一届社员。
自此以后，我锲而不舍地坚持阅读、写作、投稿。常常是这样，悄悄深夜，室友们早已酣然入梦，而我点燃一支昏暗的小烛，眼前铺开素白的纸笺，一任那些如潮而至的灵感在笔下跳跃奔腾、生龙活现。得益于相思湖的孕育滋养，得益于文学社友们的相互鼓励，更得益于梁成林、徐治平、容本镇、林建华等老师们的悉心指导，大学四年期间，自己所写的散文、诗歌、专访频频在《羊城晚报》《广西日报》《当代广西》《南国早报》《三月三》等区内外报刊杂志发表，并荣获广西民族学院首届相思湖文学奖。
由于作品比较“丰收”，得到的稿费自然也相当“可观”。那时每天放学后最期待的事情莫过于去学院十字路口的收发室查收刊物和汇款单。记得有一天同时收到5份汇款单，稿酬总金额高达80元之巨。激动之余，晚上特地请陆志峰、蓝森、覃国惯等几个社友到四坡饭堂的小炒部吃夜宵，慷慨大方地点了四五瓶万力啤酒，外加两碟炒花生，真是不亦乐乎！还记得1996年暑假期间到《南国早报》实习，不到两个月就挣回了1000多元稿费，我从中拿出800元购买了一台寻呼机提升通讯装备，成为全校为数不多腰挂“BB机”的“土豪”之一。
在时任社长韦露师姐的关心帮助下，我也由普通社员一步步成长为理事、采编部长、副社长。1995年起，受韦露师姐的委托，我和蓝森同学以及比我高一届的陆志峰师兄三人临时负责文学社具体事务。陆志峰任社长，我任副社长，蓝森任主编。为了提高相思湖文学社的知名度，我们灵敏嗅觉到市场经济的先机，依靠各自兼职报社通讯员积累下的人脉关系拉到了一笔企业赞助，将文学社刊改名为《相思湖》报，开创了利用社会资金扶持高校文学社团办报的先例。
还记得，为了确保《相思湖》报顺利发行，我和陆志峰、蓝森3人经常坐着和老黄牛一样慢的4路公交车“呼哧呼哧”喘着老气，饱吃一路灰尘，颠簸两个多小时才赶到长岗岭金牛桥附近的一家小印刷厂校对清样。报纸印刷出来后，我们厚着脸皮到区内高校和校外报摊兜售、推销报纸，以弥补经费不足。我和陆志峰还经常利用周末时间带着《相思湖》报和社员们的新作，奔走于邕城各家杂志报社，先后拜访已故著名文学评论家杨长勋教授、“诗坛少帅”黄神彪、相思湖文学社创始人赵勇富、原《海外星云》杂志社总编辑石才夫、原《三月三》杂志编辑凡一平、原《广西工商报》记者黄一峰、《广西文学》杂志编辑韦露等师兄师姐们，搭起了沟通的纽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借助《相思湖》报提供的平台以及热心校友的大力支持和推荐，那时候众多的师弟、师妹们羞答答地在《相思湖》报留下了第一道油墨香，随后纷纷走出校园，相继在各个文学领域脱颖而出。印象比较深刻主要有韦绍锋、杨学文、覃同惯、曾秋华、黄彩容、陈香等社友，成为当时相思湖文学社的主力。特别感动的是赵勇富师兄于1997年在《广西共青团》杂志开辟“相思湖文学社”专栏，刊登了大量社员作品。时至如今，“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作家群”作为广西文坛最早风行的作家群体已经成为全国出名的文学现象，《相思湖》报的改版可以说功不可没。
话说回头，自己在文学的道路上并没有坚持走下去。毕业那年，散文学任课老师徐治平教授曾主动热情推荐我到广西大学攻读文学硕士学位。不过，那时自己目光短浅，且恰好找到一份留在首府当国家公务员的职业故而愚蠢地拒绝，失去了在文学领域进一步发展的机会。时至如今，每每想起此事，仍对徐教授怀有深深的愧疚之情。以至于自己每每与以前的大学老师、校友文友们闲聊，总被故作遗憾笑称“被收税耽误的文人”，我只有苦笑对之。
值得欣慰的是，大学毕业多年来，自己未曾真正离开过相思湖以及这片湖水孕育出来的文学情结。一则，因机缘巧合，工作至今一直居住在母校隔壁，同饮一湖水；二则，日常生活交往多为母校老师、校友文友，尤其是相思湖文学社的新老社友们，平时有事没事大家喜欢在微信朋友圈中谈文论酒、纵论古今；三则，毕业以后主要从事文书工作，每天基本上离不开写作，只是从文学创作转移到各种公文、论文、工作报告等罢了。正因为有了相思湖文学社这段宝贵经历，锤炼了厚实文字功底，让我们在工作中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事实上，自己也没有完全离开文学。这几年来，一直在默默关注相思湖文学社的发展，并始终以一名老社员的姿态，在工作繁忙之余，尽量抽出闲暇时间，努力用文字记录生活、感悟人生、涤荡心灵，在平凡中时不时吼出一声惊雷，在沉寂中偶尔发出几声呐喊，藉以此证明自己的存在。
我想，这应该是大多数相思湖文学社老社员们真实的样子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