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点一：居正改革：一位务实政治家的十年
张居正改革，经常拿来和王安石变法比较，这是自然不过的事。因为宋朝和明朝的根本问题比较相似，都是社会经济的繁荣无法转化为国家力量。这个时代经济上的成就，可以罗列一大堆；但国库是空虚的，对外战争的结果，还很难看。
所以，王安石和张居正要解决的问题也相似。无非是两个问题，富国和强兵。富国，难点是如何把钱收上来，但不要过分扰民；强兵，难点是如何把钱花出去，且能够见到效果。
大明朝皇权一打盹，往往就有好事发生，但不能因此认为，只要朝廷不管，什么都能好起来。
第一，经济的增长是有限的，官僚系统的膨胀腐化是无限的，古代条件下，除了皇权，没有别的力量能够制约官僚。当然，我们可以说，皇权反腐的效果也不怎么样，但古代中国确实没有别的办法。
第二，明代经济增长主要发生在南方，但是经济最繁荣的江南，军事上极其脆弱。如果失去了北方，南方就是一只肥羊，是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觉得只要朝廷别管，自己这里经济就可以永远繁荣，这个真是幻想。
应该说，张居正改革比王安石变法要成功。大概这么几个原因：
张居正改革更成功的原因
第一，各种权力关系，张居正捋得比王安石顺畅。所以张居正的各种政策要推行，阻力比王安石新政要小。
王安石变法的时候，他的对立面，或者至少是不支持他的人，阵容拉出来，强大得是吓人的。高太后不支持，这就是非常致命的问题，宋代是有太后掌权的传统的；然后，多少道德、能力、声望都很高的大臣不支持，韩琦、富弼、文彦博、张方平、欧阳修、司马光、苏轼、苏辙……这是非常巨大的反对力量。
张居正改革的时候，万历皇帝年纪小，张居正是皇帝敬爱的老师。太后和司礼监的大太监冯保都被张居正笼络得很好。张居正当然也有政敌，但总的说来量级不够。
第二，之所以权力关系相对容易捋顺，背后又是张居正要改革，明朝制度基础本身就比宋朝好。
明朝朱元璋定的这个制度，比宋朝的制度要简洁明晰。宋朝的制度，是从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一路修修补补累积下来的，复杂得不得了；元朝的大破坏，相当于一次格式化；明朝重装系统，虽然仍然是秦制，但是莫名其妙的垃圾和bug要少很多。
当然，朱元璋又捅了一个大破洞，就是废宰相。张居正改革的时候，把这个破洞补上，系统就跑起来了。
张居正时代，他个人掌握着比较完整的相权。为这事，他挨了很多批评。很多人说，我大明二祖列宗，留下来的规矩是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六科监督六部，你内阁就是个秘书机构，你凭什么什么都要管？
这类攻击，其实反而说出了张居正能够顺利大权独揽的一个关键。如果像北宋那样，二府三司都分享一部分宰相的权力，相权切割得稀碎，很难出现真正的权臣；明朝理论上不设宰相，反而是个提示：完整的宰相权力，就在这个空白处。
第三，相比王安石，张居正是个更务实的政治家。
王安石是有一种制度浪漫主义的，设计了很多非常超前的制度，但实践起来，就阴差阳错。
张居正的道德水平，比王安石差很多。王安石是那么多人讨厌他，都没办法拿他的私德做文章，可见道德是真好。张居正的个人品德被抨击得很厉害，虽然不见得都属实，但有些极力为张居正洗白的人，看他们辩护得也挺累的。
其实，评价一个政治家，私德如何恐怕未必有那么重要。张居正比王安石更擅长权力斗争，更能看清事实，擅长把政策稳步推进。
争权、治国和提出一种政治理想，是三种不同的能力。王安石的长处，在于提出全新的政治理想。而对一个国家来说，最不幸的就是碰到争权有术、治国无方的政客。明朝后期的幸运就是，好歹有一个既会争权，又会施政的张居正。
张居正的改革步骤。
隆庆六年（1572年），明穆宗驾崩，张居正成为内阁首辅。
下一年，也就是万历元年，张居正就推出了针对官僚系统的“考成法”。
各级衙门登记政务、明确期限，未完成逐级追责；赏罚分明、淘汰庸官。于是，行政效率大幅提升，“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
这个“考成法”的基本逻辑，今天的打工牛马再熟悉不过，就是绩效考核。
国家机器靠官僚队伍维持运转，不打造高素质的官僚队伍，一切都是空谈。
当然，和一切绩效考核一样，难免是实施初期效果好，时间长了就指标僵化，跟不上形势变化，形式主义，玩数据游戏，同事之间关系紧张、互相挖坑……但不管怎么说，张居正改革的这十年，效果是不错的。
如何富国，最主要的政策是清丈土地和一条鞭法。
所谓“清丈土地”，顾名思义，就是清点天下到底有多少土地，然后以土地为依据来收税。
所谓“一条鞭法”，习惯上虽然写成鞭子的“鞭”，实际上应该是汇编、编制的“编”。明代有正税，还有各种苛捐杂税，把各种苛捐杂税全部编入正税，就是一条鞭法。
这两项改革的意义在哪里？
明代老百姓的徭役很重，苛捐杂税很多。但如果你是特权阶层，比如你是大明宗室，你是官员或者士绅，就可以免税。
作为一个小老百姓，你已经不堪重负了，你想要改变命运，理想状态自然是成为特权阶层，但又做不到，那怎么办？
加入不了特权阶层，那就投靠他。
我把自己的土地，送给一个享有特权的人，我把自己，也变成他的奴仆，这叫“投献”。
人怎么会这么贱，甘愿当奴仆？奴仆受主人剥削，但不用服役，不用交税。两害相权取其轻，还是当奴仆负担轻一些。
这种现象是极其普遍的，明清小说里也有清楚的体现。比如，《儒林外史》里写范进中举，范进中了举人，加入特权阶层了，立刻就有人来“投献”了：从此，我是举人老爷的奴才，朝廷的统计里，就没我这个人了；找人交税服徭役，就找不到我了。
从国家层面看，这会成为一个恶性循环，朝廷掌控的人越来越少，于是压在还能掌控的人身上的负担也就越来越重，于是这些人也会想方设法投献。
结果就是，特权阶层越来越富有，控制了大量的土地和人口；朝廷越来越穷。
仍然被朝廷控制的编户齐民苦不堪言，投靠特权阶层的依附民也好不到哪里去。
有一个过分简单化的假设，认为依附民是特权者的私有财产，主人对私有财产是会爱惜的。这假定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假定所有的特权者都是理性人，显然过于理想化了。
即使按照理性人假设，主人爱惜私有财产的前提，也是这份财产要足够稀缺。如果官府对百姓比较好，百姓投献热情不太高，特权者反而被迫会对自己的奴仆好一些。官府的统治暗无天日，老百姓除了投献别无出路，在特权者面前也会更缺乏议价的能力，特权者对自家奴仆，也会觉得怎么虐待都可以。
所以我们看到，明末的奴仆非常恨自己的主人，发生过惨烈的“奴变”，奴仆叛乱。比如，著名的江阴徐氏，就是徐霞客他们家，就在奴变中被灭门。
张居正这些改革，政策意图也包括官府对平民要好一些。
“清丈土地”意味着，以后朝廷征税的时候，就紧盯着土地，把人头当作次要因素。你是个贫无立锥之地的穷人，那么你的税赋是轻的；特权阶层是可以免税免徭役，但占有多少土地，制度上是有限额的，那么你多占有的土地，就必须吐出来。
“一条鞭法”意味着，杂税编入正税，正税比以前重了，但杂税没有了。每征一笔税，征税环节中，经手人都是有机会吃拿卡要的。取消杂税之后，这些吃拿卡要的环节，就都避免了。因此，总的看来，普通民众的税负还是变轻了。
为什么反对张居正改革的人那么多？原因也很简单，这两项新举措，对特权阶层来说，两刀砍得是非常重的。
为什么张居正死后，清丈土地就推不下去了，一条鞭法却能够继续执行呢？
因为特权阶层超额侵占的土地，已经实在太多了，要让他们吐出来，他们是绝不能接受的；一条鞭法不废则是因为，朝廷可以假装忘掉正税里已经包含了各项杂税的事实，正税还是这么高，但不断增加新的杂税，直到把老百姓逼上绝路为止。
不过这是后话，张居正改革期间，新政推行效果还算不错。
万历八年（1580年），全国田地为7,013,976顷，比隆庆五年（1571年）增加了2,336,026顷，是原来的1.5倍。国家财政也由原来的巨额亏空转为盈余。万历十年，国库里的白银达七八百万两，太仓的存粮也可支十年之用。
良将戍边
钱收上来了，接下来是钱花出去能不能有效果的问题，尤其是军事上能否有所建树。
王安石变法，富国的目的也是达到了的，但是宋神宗和西夏作战惨败，变法的正当性就受到了沉重打击。
要提升明军的战斗力，也真不是容易的事。据说张居正骂武将，骂了这么一句：
“汝等解为三兽，不解读书。朘军膏则虎而翼，鬻当路则狐而媚，至于逢大敌则鼠而窜耳。”
你们都是文盲，但是怎么做三种动物，你们特别精通：第一，你们贪污军款时，如虎添翼；第二，你们拍当权者马屁时，仿佛献媚的狐狸；第三，遇到敌人，你们立刻切换到抱头鼠窜模式。
不过张居正改革的时代，军事上总体还算处理得比较好。
南方的倭患已经平了，北方边境的问题，张居正定的基本策略，叫“西怀东制”。
嘉靖二十九年，蒙古鞑靼部的俺答汗在北京城外烧杀抢掠耀武扬威。俺答汗和他的继任者，就是要怀柔的“西”。隆庆年间，张居正还是内阁次辅的时候，已经允许俺答汗通贡互市，从此西边大体稳定。张居正又把戚继光从南方调到北方，负责蓟州镇的防御。戚继光一代名将，他在这里守着，基本就确保安全了。
所谓东制，是指对辽东方向上，采取强有力的军事行动，也就是主动出击、分而治之的策略。这里对明朝构成威胁的，主要是蒙古土蛮部，还有女真人。
负责执行“东制”战略的，最重要的人物是李成梁。李成梁和戚继光不一样，戚继光是儒将，李成梁杀人杀得特别狠，一般人刻板印象中的军人劣迹，什么贪财好货、杀良冒功，他都有。但他也确实能打，在东北有极大的震慑力。他和后来清朝的崛起，也有很大关联。
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和明朝决裂，以“七大恨告天”，第一条就是李成梁杀了我爷爷。不过爷爷被杀的时候，努尔哈赤可没敢记这个仇，而是被李成梁收归帐下。据说，李成梁待他如同干儿子一样，努尔哈赤发迹，也离不开李成梁的扶植。
总之，张居正改革，确实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效。虽然逃不脱人亡政息的命运，但毕竟是给大明朝攒了比较丰厚的家底，这个家底包括钱，也包括素质更高的官员和军队，这将帮助明朝应对此后的一系列危机。
知识点二：壬辰倭乱：一场改写东亚秩序的战争
万历年间，明军与日本军队在朝鲜的战争。这一战，对中国、日本、朝鲜都影响深远，可以说对于东亚的历史有特殊的意义。大明朝国内有些权力斗争之类的事，像历史重演一样。但这场战争，需要多说两句。
张居正是万历十年（1582年）去世的。也是在这一年，具体说是张居正去世前十八天，日本也死了一个大人物，就是被誉为打破旧日本、创造新日本、开启近代集权国家第一人的织田信长。
张居正死后被清算，明朝也迎来了一轮权力洗牌。织田信长死后，日本更是爆发了战乱，不过很快迎来了一位新的胜出者，也就是丰臣秀吉。
公元1591年，日本天正十九年，也是大明万历十九年，丰臣秀吉决定入侵朝鲜。
“猴子”的野心
当时日本刚刚统一，局势并不稳固，丰臣秀吉为什么要对朝鲜发动战争？是后来中日韩三国的学者都很有兴趣的一个研究热点。
如果假定丰臣秀吉是理性的，那么正因为局势不稳固，日本国内的资源根本不够这些大名、武士瓜分，才需要对外攫取更多的土地。
也有人分析丰臣秀吉的心理：他出身卑微，相貌猥琐，外号就是“猴子”嘛。自卑者更渴望自证强大。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史料表明，丰臣秀吉的目标并不仅仅是朝鲜。他只是想拿朝鲜做跳板，然后去灭掉明朝，当然他一般会称明朝为“唐国”。“易吾朝之风俗于四百余州，施帝都政化于亿万斯年者。”意思就是，要让中国都接受日本的风俗，从此日本永远统治中国。
他的野心这么大，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对明朝的了解来自当年的倭寇。人家告诉他，明朝军队非常孱弱。
其实，丰臣秀吉也不仅想灭掉明朝，还想统治“南蛮”的地方。当时日本人说的南蛮是指葡萄牙人为代表的欧洲人，当时欧洲人在东南亚很活跃，丰臣秀吉也想统治东南亚。
这些加起来，差不多就是统治当时日本人的已知世界了。
当然，不管野心多大，都要从吞并朝鲜做起。丰臣秀吉开始了全国总动员，征兵规模大约在十五到二十万，加上后勤力量，几乎需要把日本的青壮年劳力抽调一空。日本各地，到处都在建造船只，打造兵器。
孝子与逆子
日本要入侵朝鲜，倒不是不宣而战，丰臣秀吉先给朝鲜国王写了一封信，把要吞并大明的想法说得很清楚，“易吾朝之风俗于四百余州，施帝都政化于亿万斯年”，就出自丰臣秀吉的这封信。
朝鲜的心态，和日本完全不同。
日本虽然也想从朝贡贸易中获利，但一直自视很高，对是否加入朝贡体系比较纠结。因为这个体系里，日本是大明的臣子，大明是日本的君父，大明和日本是父一辈、子一辈的关系。
当时的朝鲜政权，国王姓李，史称“李氏朝鲜”。李氏朝鲜则抱着侍奉大国的心态，是对朝贡体系认同度最高的国家，朝鲜又大力吸收中国的文化，自诩为“小中华”。
朝鲜的官方文献里说得很直白，我国就是中国的儿子，而且他不管日本怎么想，认为日本也是中国的儿子。区别就是，我是好儿子，最像爸爸的儿子，日本是逆子。
现在这个逆子想要弑父，该怎么办？朝鲜犹豫之后，还是把事情向明朝汇报了。这事为什么还要犹豫呢？因为朝鲜确实很像明朝，很多地方甚至比明朝更明朝，就是朝臣中分好多党，什么事情都要党争几轮，才能做决定。
即使朝鲜不汇报，明朝也知道日本要有动作。经历了嘉靖大倭患，明朝对日本的关注度有所提升。还有，倭寇抓了很多人去日本当奴隶。说是奴隶，因为当时中国比日本的文化优势很大，所以这些人有的在日本实际地位还挺高，他们也知道了日本想要发动战争。这些人里有的还是心向故国的，就想方设法把消息送了回去。
但是，明朝虽然得到了消息，还是有自己的思维定势：倭寇是骚扰东南沿海的，所以加强了东南防务，但并没有去准备救援朝鲜。
朝鲜的账面兵力，和日本也差不多。明朝甚至想过，是不是我帮你再找两个盟友，你们一起去把日本灭了。盟友的候选名单，有琉球，有葡萄牙人，还有暹罗，也就是泰国那边……脑洞过大，当然也就没成。
兵败平壤
下一年，公元1592年，万历二十年，日军渡海，进攻朝鲜。万历朝鲜战争，拉开了序幕。
因为这一战，倭寇的含义又一次发生了变化：明朝初年，倭寇是日本海盗，但并非所有日本人都是倭寇；嘉靖年间开始，倭寇这个词成了个筐，各种海盗统称倭寇；因为这次抗日援朝，倭寇又特指日本人了，而且把所有日本人都视为倭寇。
战争前后持续七年，过程大概是这样：
日军过海之后，朝鲜军队土崩瓦解。
当初李氏朝鲜建国的时候，也打造了相当完备的国防体系。但建国二百年了，早就文恬武嬉，朽烂不堪了。按说朝鲜早就得到了日本要打过来的消息，也该做点准备，但就是什么实质性的工作也没做。
日军则是百战之师，尤其是已经懂得如何发挥火器的威力，所以打朝鲜真是摧枯拉朽。李氏朝鲜国都在汉城，此外，开城和平壤也非常重要，这三个城市号称朝鲜的“三都”。
日军在釜山登陆，然后兵分数路，向北推进。其中小西行长一路，只花了二十天，就拿下汉城，然后继续北进，又相继攻克开城、平壤，朝鲜三都全部沦陷。这时候，距离日军登陆，还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图源：《明朝那些事儿》
日军可不是机械化部队，甚至马都很少。步兵能有这么快的推进速度，实在堪称奇迹。
朝鲜国王李昖（yán）逃到鸭绿江边，等待明朝派兵救援。如果不救，他就打算内附，希望能够到大明境内当个王爷。
很快，他得到一个好消息，明军到了；但没过多久，他又得到了一个坏消息，明军败了。
这时来救援朝鲜的明军，并不多，是常年在辽东作战的骄兵悍将，战斗力按说还是挺强的。但是轻敌冒进，又没见过日本人大批铁炮密集开火的打法。结果平壤一战，明军吃了大亏。
日本人所说的“铁炮”，实际上是火绳枪，也就是明朝人说的鸟铳。接触到西方的火器之后，中国和日本走了两条不同的发展路径：
日本更重视的铁炮或者说火绳枪，经历过此前残酷的内战，日本的铁炮制作和运用，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有人认为，已经胜过了他们的老师葡萄牙人。
中国更重视大型火炮。
而这支冒进的明军，当然是不可能携带大型火炮的。因此这一战，是日军的热兵器打明军的冷兵器。叠加其他因素，总之，这支几千人的明军败得很惨。当然，不同史料说法不一，有说全军覆没的，也有说损失不大，但是信心被打崩的。
事情到了这一步，明朝不能撒手不管了。只不过，大明朝那个体制，大规模军事动员很慢。而且，这时明军中最能打的将领李如松，正在西北地区平定宁夏之乱，过不来。
商人出身的外交官
明朝决定还是先和日本谈判，于是一个诡异人物登场了。
大明朝有点体面的文官，都是读四书五经写八股文，科举考试卷出来的，不会日语，对日本也不了解。要去谈判，怎么谈？
好在，体制外人士里，还是不乏对日本有所了解的。当时任兵部尚书的石星，就发掘出一位，叫沈惟敬。
沈惟敬出身于浙江的商人家庭，他父亲在嘉靖年间参加过抗倭，据说救过总督胡宗宪的命。沈惟敬本人则和日本人做过生意，因此会日语，号称对日本国情非常了解。
兵部尚书石星物色能解决朝鲜问题的人，正常的文官武将里无人应征，沈惟敬就跳出来了，说我可以去。沈惟敬本来就和石星的一个小妾的父亲是朋友，石星就给了他一个游击将军的身份，派他去了。
这里有不同解释：沈惟敬是个大忽悠，这是肯定的。分歧在于：
有人认为，石星不想和日本开战，病急乱投医，于是被沈惟敬忽悠了，所以才把这个重任交给他。
但另有一些人认为：石星知道沈惟敬是个忽悠，他就是派沈惟敬以谈判为名，去忽悠日本人，拖延时间。
因为派沈惟敬去谈判的同时，石星调度兵马粮草，准备大举进入朝鲜，一点没耽搁。让沈惟敬把日本人拖一段时间，该打仗还打仗。最妙的是，沈惟敬本来就是官场之外的人，不管他谈成什么样，最后把他牺牲掉，就可以不承认谈判结果，也没有任何人会心疼他。
不管后一种分析对不对，结果倒差不多是这么个结果。
明军七月中兵败朝鲜，沈惟敬八月底到平壤，和守在这里的日军将领小西行长会谈，明朝使者和日本人讨论朝鲜的命运，朝鲜方面无人在场。
竟然相谈甚欢。小西行长提出：一是封贡，“封”是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贡”是恢复通贡贸易；二是以大同江为界，也就是把平壤还给朝鲜，其余地方就归日本了。
相比丰臣秀吉公开宣扬的宏伟蓝图，在前线作战的小西行长提出这样的条件，显得胃口还是小多了，占领大明是不想了，觉得占大半个朝鲜，也就差不多了。
这个条件，朝鲜方面当然是不可能同意的，四分之三的领土都丢了。但是，沈惟敬满口答应。
这个结果，小西行长非常满意。沈惟敬回去之后，朝鲜君臣向沈惟敬提出抗议。沈惟敬说，我就是忽悠日本人呢，大明军队马上就到了。
史料又多又乱又自相矛盾。沈惟敬这人说话，有点我挑你爱听的说，让你觉得一切都在老夫掌控之中，我肯定能帮你达成你想要的结果的感觉。沈惟敬自己都不知道，这会儿从自己嘴里冒出来的这句话，到底是不是实话。
当然，这只是感觉，这个判断我不坚持。从后续发展看，沈惟敬这里确实是忽悠了日本人，对朝鲜人说的符合事实。
名将李成梁的儿子，自己也是名将，刚刚平定了宁夏之乱的李如松，率领数万明军，过了鸭绿江。
这支军队，成分比较复杂：有辽东铁骑，这是他们李家的嫡系部队；有宣大骑兵、蓟镇兵，都是北方劲旅，其中有一部分属于戚家军系统；还有浙江来的兵，更是当年戚继光一手带出来的……总之，都是明军精锐。
李如松一到，就要斩沈惟敬，说你跟日本人谈的什么！幸亏有人求情，说既然谈成这样了，就让沈惟敬再去接着谈。日本那个小西行长不想要封贡吗？就去和他约定，这事我们要举行个典礼，让日军放松戒备，我们正好奇袭平壤。
此前，明军已经在平壤损兵折将了，这次李如松能成功吗？
知识点三：和战之间：三年谈判，一场骗局
李如松统领明军主力进入朝鲜后，让原来和日本人谈判的沈惟敬继续去和日本人谈，假装要举行一个典礼，是想奇袭平壤。
沈惟敬还是很勇的，去了，一时骗得守在平壤的小西行长也信了。但最后关头，明军的意图还是被小西行长识破，终究不可避免打了一场硬仗。
万历二十年（1592年）七月，明军救援朝鲜的先头部队，就在平壤惨败。年底，明军主力才进入朝鲜。拖了小半年的时间，战略上是非常正确的。
一方面，是明军的准备更充分了；另一方面是，这小半年日军的日子很难过。
第一，此前，朝鲜军队被日军摧枯拉朽，后来又慢慢重新组织起来，各种游击战、骚扰战，让朝鲜的日本驻军很被动。
第二，朝鲜陆军弱，海军中却有个了不起的人物李舜臣。李舜臣指挥下的朝鲜水师，在近海交锋中，多次挫败日军。这就威胁到了日军的补给线。吃饭问题，还可以就地抢劫，但日军是一支一只脚踏入热武器时代的军队，它的武器弹药只能通过大后方补充，后勤压力很大。
第三，这么大规模的军队跨海远征，后方也承受不起了。日本的农民不堪重负，大贵族则怕丰臣秀吉借机削弱自己，于是开始造反，丰臣秀吉还要忙着平叛。
所以，这小半年时间，发生了很多有利于明军的变化。这一次进攻平壤，明军在李如松的指挥下，表现非常出色。明军的大炮齐发，也让日军大受震撼。围观的朝鲜人，更是欢喜赞叹，冒出了星星眼，觉得天朝的大炮，真是日本的火铳比不了的。我引了一段原文：
上（宣祖）曰：“铳筒之声，不与天兵之火炮同耶？”
李德馨对曰：“倭铳之声，虽四面俱发，而声声各闻；天兵之炮，如山崩地裂，山原震荡，不可状言。”
上曰：“军势如此，可不战而胜矣！”（《宣祖昭敬大王实录》卷26，万历二十一年正月）
明军成功攻克了平壤。
明军乘胜追击，但这时候，李如松轻敌了，他只率领少量部队，进逼汉城，结果在碧蹄馆这个地方遭遇了日军大部队，苦战落败。此后，两军进入相持阶段。
这里有个问题：有人统计战损比，发现碧蹄馆之役中，明军的伤亡人数并不多，而且比日军少。于是很奇怪，李如松怎么这次失败后，就好像失去了继续进攻的勇气了？
分析下来几个原因：
第一，明军伤亡人数少，但是精锐，是李如松命根子一样的家丁。
这需要说一个问题：明朝的军户制度，很早就朽烂了，不能指望他们克敌制胜。但军队终究是要打仗的，拿什么去打？
很早就有聪明的将领想到，养家丁。将领以招家丁的名义私人招募、供养的一支军队，听“家丁”这个名字就知道，这些人和将领之间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这些家丁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待遇是最好的，训练是最严格的。家丁们都知道，自己的待遇就来自这位将领，所以为将领打仗，是真玩命儿。
当然，弊病也很容易想到。明代的武将为什么普遍都特别贪婪？因为没钱他怎么养家丁？还有，对家丁们来说，他们只认自家的将军，什么是皇帝，什么是大明朝，和他们没什么关系。
从理论上讲，皇帝是不愿意见到这种情况的，但是原来的体系太烂，也只有默许。到嘉靖后期，朝廷开始给家丁发军饷。这一方面，是希望淡化一点家丁和主将间的依附关系，另一方面，等于也是正式承认了家丁的合法性。
家丁的素质和规模，实质上可以决定武将的地位。李成梁、李如松父子为什么那么厉害？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李家的家丁最厉害。碧蹄馆这一仗，李如松的家丁损失惨重，死人看起来不是那么多，但是把这支明军的主心骨打伤了。
另外，大明朝的内斗是无处不在的。这次救援朝鲜的军队构成复杂，李如松是辽东军队的核心。但另外，还有属于戚家军系统的队伍，他们就遭到了李如松的排挤和打压。李如松是提督，但是大明朝的传统是文官监督武将，另外还有一个文官宋应昌担任经略，这两个人之间也有矛盾的。
还有，大概是进入朝鲜之后，水土不服，明军的战马发生了严重瘟疫，一万多匹马都病倒了。
至于朝鲜方面，不能给明军提供有效的后勤支持，只管催促明军你赶紧去打呀打呀，那也不消多说。
总之，就僵在这里。明军没有能力继续推进，日军早就已经焦头烂额，也没有能力进攻明军。
所以，还是要回到谈判桌来。本来已经被丢到一边的沈惟敬，又被重新当作一张可以打的牌了，你去谈。
三年和谈骗局？
这一轮谈判的时间很长，从1593年八月谈到1597年一月，前前后后谈了三年多，谈判过程里，双方都撤走了一部分军队。
明军主将、主力都撤走了，就留了5000人在朝鲜。因为大军驻扎在朝鲜开支太大，明朝要把补给运过去，运费高得可怕，朝鲜又供养不起；而且驻军时间长了，明军容易和当地人有矛盾。
日军也放弃了汉城等原先占领的土地。日军驻扎在朝鲜，也很苦的，也有很多人当了逃兵，还有不少人来投奔明军了。朝鲜国王放弃汉城的时候，放了一把火把自家首都烧了。日军占领汉城之后，补给也非常困难。明军要是来进攻，想光复汉城，日军咬牙也要守。一开始和谈，日军反而撤得比当初攻占汉城还快。
就这样，日军后撤到朝鲜半岛南部边缘的沿海据点。一部分人回国了，但留在朝鲜的还有几万人。
军队后撤的情况，史料记载是比较清楚的。但谈判的内容，具体谈的什么，有非常大的争议。
传统上影响最大的说法是这样，日本方面提出了七项和平条件：
一、和平誓约无相违者，天地从［纵］虽尽，不可有改变也，然则迎大明皇帝之贤女，可备日本之后妃事；
二、两国年来依间隙，勘合近年断绝矣，此时改之，官船、商舶可有往来事；
三、大明、日本通好，不可有变更旨，两国朝权之大官，互可题誓词事；
四、于朝鲜者，遣前驱追伐之矣，至今弥为镇国家、安百姓，虽遣良将，此条目，伴伴［件件］于领纳者，不顾朝鲜之逆意，对大明割分八道，以四道并国城，可还朝鲜国王。且又前年从朝鲜差三使，投本［木］瓜之好也。余蕴付与四人口实；
五、四道者既返投之，然则朝鲜王子并大臣一两员为质，可有渡海事；
六、去年朝鲜王子二人，前驱者生擒之，其人非凡间不混和平，为四人度与沉［沈］游击，可皈旧国事；
七、朝鲜国王之权臣，累世不可有违却之旨，誓词可书之。
这些条件里，有的是明朝绝对不可能接受的，比如和明朝和亲，希望万历皇帝嫁个公主给日本天皇当妃子；还有分割朝鲜领土，日本占领朝鲜南部，以后由日本控制朝鲜，等等。
明朝也提了三项条件：返还朝鲜全部领土；之前日本抓了两位朝鲜王子，应该放回；丰臣秀吉向明朝认罪。
这当中，归还全部领土和丰臣秀吉认罪两条，也是日本绝对无法接受的。
所以，对照双方的和平条件，会觉得是鸡同鸭讲，根本就没法谈，怎么还能谈三年多的？
传统说法是，因为双方谈判代表，明朝的沈惟敬和日本的小西行长都向自己的上级撒谎了。
沈惟敬就没和朝廷提丰臣秀吉想要和亲，想要朝鲜割地，只说日本想要封贡：就是明朝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同时恢复朝贡贸易。结果明朝觉得，封个日本国王没问题，但是朝贡贸易这事，就勾起宁波争贡、嘉靖大倭寇种种不愉快的记忆了。于是，文官们开始为了是否允许日本朝贡扯皮，一扯就三年多。
沈惟敬为什么要撒谎？因为他的价值就在于和日本和谈，谈崩了他就是死路一条。之前就是因为李如松不想谈，差点处死他。所以，能糊弄一天是一天。
小西行长也没和丰臣秀吉说，您开出的条件，大明根本不可能接受。因为谈崩了，就要继续打，小西行长是在平壤领教了明朝火炮和骑兵的厉害的，觉得打下去没有胜算。
所以，小西行长的困境是，一方面，他觉得大领导已经神志不清了，提出完全不靠谱的要求；另一方面，又觉得和敌人交战没有胜算。所以，他也只能拖一天是一天。
日军攻击朝鲜以来，丰臣秀吉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好。小西行长可能觉得丰臣秀吉已经快死了，拖到你死了，谈判就可以继续。通贡如果成了，也是很好的事情。小西行长是商人的儿子，多赚钱他还是很关心的。
结果沈惟敬和小西行长这二位真是胆大包天，竟然伪造了一份丰臣秀吉的降表，上交给大明朝廷。
但是很不幸，丰臣秀吉虽然病魔缠身，但就是不死，而接到降表之后，大明朝那边扯皮终于出结果了：先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再说，通贡的事情则不说可以，但话也没说死，还给了个提示，你受封日本国王，不要派人谢恩吗？谢恩的时候，不就可以顺便朝贡了吗？
于是，沈惟敬和小西行长只好坚持糊弄到最后一刻。
大明派出了正式的使者，到日本大阪，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丰臣秀吉开始还以为自己的要求，明朝方面满足了，还很高兴。结果使者宣读诏书，丰臣秀吉震怒，说：“大明封我做日本国王？真是岂有此理！我自己就是日本王！”丰臣秀吉把明朝所赐衣冠撕掉，封自己做国王的册书也扔掉了。
于是，丰臣秀吉下令，再次征伐朝鲜，战争重新打响。
沈惟敬和小西行长联手造假，最后关头才谎言败露，是最通行的说法。这个故事也很符合“世界是个草台班子”的认知。
但这个说法有疑点：
说投降书是伪造的，看沈惟敬的结局，没有问题。战争重启后他被大明朝关了起来，后来斩了。看小西行长的结局，则有问题。这事按说他的问题更严重：沈惟敬本来就是大明朝的临时工，你小西行长可是丰臣秀吉很信任的人，堂堂一军的主将！但是，此后小西行长并没有受到什么惩罚。
还有，说丰臣秀吉把万历皇帝封他做日本国王的诰命扔了，也不是事实。这份诰命，还好端端在大阪市立博物馆保存着呢。还有，德川家康、小早川隆景、上杉景胜等人也得到了诰命，也都还保留着。
有研究者梳理原始档案，认为真实情况可能是这样：
丰臣秀吉的投降书是真的，并不是小西行长和沈惟敬伪造的。
就是说，丰臣秀吉喊话很疯狂，什么要打下大明（他称为唐国），让天皇搬去北京，自己去宁波掌控一切什么的。但实际上，丰臣秀吉很清醒，他知道这是做不到的，他的目标就是朝鲜，甚至不是整个朝鲜。
一开始，丰臣秀吉向明朝提出，把朝鲜一分为二，分成南北两个部分。朝鲜北部都归大明，南部归日本。等于就是，日本和明朝，瓜分朝鲜。
这个建议明朝当然是不接受的。明朝的反驳意见：
“所示中分八道，岂我大明利其土地乎？朝鲜既为属国，则八道土地，皆我大明所属矣，欲中分之，则置朝鲜国王于何地？”（《皇帝敕谕日本国王平秀吉》）
大意是说，我大明出兵来解救朝鲜，难道是贪图土地吗？朝鲜是我的属国，全部朝鲜国土，都是属于大明的，我怎么会贪图朝鲜的一半国土？这么一分为二，把朝鲜国王放到哪里去了？
这话体现了一种和今天的主权国家观念完全不同的思维，可以说是一种二重主权，朝鲜可以既属于明朝，又属于朝鲜国王。
丰臣秀吉也很聪明，这个要求被否定后，他就又想到另外一个方案。这个方案，确实有点亏他想得出。丰臣秀吉之所以愿意表示向大明投降，也是基于这个方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