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最盼着过年，一进腊月，就开始盼着放假。我母亲学过做衣服，到集市上量几尺布，回家剪剪缝缝，一件衣服就做成了。
只有过年才有可能穿到新衣服，也只有过年才能吃到肉。还有鞭炮。那时候的鞭炮都不舍得整挂的放，要拆散了，一个一个的放。
鞭炮声一响，年味儿就来了。小时候母亲希望我在自家院子里放鞭炮，把年味儿留在自己家里。但小孩子总喜欢往外跑，尤其是口袋里装满鞭炮的时候，更无法压抑跑出去显摆的冲动。
过年是如此快乐，小时候的我一直不理解，春节为什么叫“年关”？后来才隐隐约约的明白了，那时候大家都很穷，而过年是要花钱的。不仅一家人添衣买肉，还有走亲访友需要买若干礼品。这笔钱不是小数，一年辛苦到头，就为了过这一关。
在农村，有很多很有人情味的传统其实都是生活所迫。比如婚丧嫁娶红白喜事，老家把这类事情统称为“公事”。一说谁家今天有公事，就是指这些红白喜事。为什么叫公事呢？因为这些事都是不可避免的，每个家庭都会发生。而且一旦发生了，仅靠一个家庭的人力、财力是无法承担的。于是亲朋好友乡里乡亲就要“随份子”，相当于民间融资，合力度过难关。主家收了这些份子钱当然也不能白收，要一一记录明白，等将来别人家有了“公事”，也是要“随份子”的。
“年关”就不同了，家家户户同时面对关口，再无余力互相接济，只能自己想办法。但是仍然有一些大家心里都明白而不宣之于口的习俗，以此减轻一点家里的经济负担。
比如走亲戚，不管有多少家亲戚需要走动，最多买两份礼品就够了，因为迎来送往，礼品都是循环使用的。再比如吃饭，春节宴请亲朋是必不可少的，顿顿有鸡有鱼。以鸡为例，懂事的客人从来不碰鸡头鸡脚。因为只要鸡头鸡脚都在，装在盘里就是一只完整的鸡，下次宴请仍然可以用来待客。同样的道理，如果主家坚持请客人吃掉鸡头鸡脚，那就是很高的礼遇了。
时至今日，在绝大多数地区，这些问题早已经不复存在。人们早就不再为了吃穿用度犯愁，但是另外的问题又出现了。当新衣美食不再诱惑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还是盼望过年？
可能过年最大的诱惑就是全家团聚了吧。毕竟现在的人们都分散在天南海北，平时难得一聚。像我从军18年，回家过年的次数不超过5次。但是现在随时可用的视频对话和当日送达的物流，让团聚也变的有些寡淡。亲人们仿佛好久不见，又好像从没分开过。想象中的近乡情怯在回乡途中并没有如期而至，难免有一点尴尬。
孩子们仍然快乐。一进腊月，我的小女儿就唱着“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去买肉；二十七，宰公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三十晚上熬一宿；初一初二满街走。”儿歌里面的场景曾经带给我真正的快乐，她其实并没有真正的体会过。
最近几年对春节的感受越来越尴尬。快乐仿佛有惯性，因为以往所有的春节都是喜气洋洋的，所以我们快乐。但这样的快乐主要是拿来给别人看的，因为家人们希望我快乐，所以我除了快乐别无选择。
原来的除夕夜，鞭炮声彻夜不断。这几年禁放了，春晚一结束，一家人排队洗漱，各回各屋睡觉。年味儿还有一些，但是空气里没有烟花的味道，总感觉这个年过的不完整。
从小时候的农村到现在的城市，面临的问题早已经变化了几个轮回，但是“年关”仍然还是“年关”。
我有时候会同情现在的孩子们，不知道真正的春节有多么美好。他们唯一勉强胜过我小时候的地方就是压岁钱不会全部被家长收走了。
我小时候的压岁钱至今没有回到我的手里。但是这笔账是不能算的，父母之恩如海如山，真要算起账来，实在是亏欠太多。
我猛的发现，也许年味儿的减少与新衣美食无关，与烟花鞭炮也无关，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我们把自己封闭在工作里、房子里、车子里、孩子的成绩里，丧失了感受亲情的能力。春节，我们应该把节奏慢下来，不再关心数字，而是关心那些无法用数字衡量的东西。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春节确实是一个“关”，要打通这一关，我们需要回归到赤子之心，找回自己真正的需求，重整行装再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