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子城在岳麓书院读书期间，结交了很铁的两个人。这三人，成为了终身朋友，互相之间也影响极大。
按曾国藩所说，则：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视，而日趋污下；高者慕往哲隆盛之规，而日高即明。贤否智愚，所由区也。
在道光十三年（1833年），曾子城于长沙参加第七次科考，总算得中了秀才！接着，信心大增，也希望接受更好的教育。同时，背负的家人、家族振兴厚望的责任更大了。于是，经过其岳父的多方运作，帮助其进入了长沙的岳麓书院读书。
岳麓书院，自宋以来一直享誉极高，许多先哲前贤或在此传道授业，或学习儒家经典。
此一时期的曾子城，与一般平常学子没有什么不同。尽管在涟滨书院打了点底子，根本不足以厚植薄发，还远未达到开悟的程度。用他自己的话说，正处于“急于科举”的急就章，所学所积实乃八股教条刻板之文。虽然受刘元堂师点拔，对致用之学有些许接触，也自改名号＂涤生＂，实在谈不上己有经国济世的宏愿。客气点讲，如果说连点萌芽都没有也不太客观。
但，在闻名于世的岳麓书院就大不相同了。尤其是有欧阳（此欧阳非彼欧阳）山长执掌引领，更是与众不同。欧阳厚均山长倡导依学生兴趣所学的务实之学，因此更是吸引了大批饱学之士加入，加之蓄势待发的有为才俊的追随助力，更不缺少能给曾国藩以重要影响的豪杰之士！
在当时与之相交、并习学相长的俊才中就有刘蓉和郭嵩焘两人。
刘蓉比曾国藩小五岁，而郭嵩焘比曾国藩小七岁。
两人虽然均较曾国藩年轻点，但是都已有“志大气盛，自视颇高，以著述立言相期许”的报复。尤以刘蓉更是自负才气，并不愿屈身专事科举，以真才实学为追求目标，所以两人都深得曾国藩的尊敬。
三人意气相投，交往日深，恨不能同年同月生，就以＂桃园结义＂之交相亲，结为莫逆，互换庚帖，拜为兄弟。
虽然三人在岳麓书院相聚的日子不算很长，但因志趣相投，这段经历成了三人日后都常常怀念的时光。三十年后，刘蓉在给曾国藩的挽诗中还提及此事：“林宗襟度故超群，春雨长沙共五旬。信是壶中好日月，德星聚处是三人”。
曾子城（国藩）在京城为官后，也曾专门作诗以怀念二人：
日日怀刘子，时时忆郭生。
仰天忽长叹，绕屋独巡行。
日日时时所念，可见亲密无间，志趣相投之状，时存心间。
道光十八年（1838年）的会试之后，即便是曾子城得中进士进京为官；刘蓉和郭嵩焘两人的科考都连连失意，仍是一介布衣，但也丝毫不影响三人之间的情谊，也没有减少曾子城对两位挚友的志向与才华的肯定，减弱对他们为人与能力的尊敬。
他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写给刘蓉的诗《怀刘蓉》中写道：
我思竞何属？四海一刘蓉。具眼规皇古，低头拜老农。
乾坤皆在壁，霜雪必蟠胸。他日余能访，千山捉卧龙。
曾子城将刘蓉比作卧龙，敬佩之情溢于言表。事实也证明曾国藩识人没错（此时还谈不上精于相人之术），尽管刘蓉与郭嵩焘二人科场未第，但是倜傥之气仍然不减，鸿鸿之志依然贲张，胸藏天下之格局气宇轩昂。
曾子城始终坚信，此类家国干才，终有一日奉于乾坤，遂风云之便。两位好友是真正的志大、才高，而非无能夸口之辈，这正是曾子城最引以为豪的地方，也是其自我激励的两面镜子，他在日记中写道：
昨日接霞仙（刘蓉）书，恳恳千余言，识见博大而平实，其文气深稳，多养到之言。一别四年，其所造遽已臻此，对之惭愧无地，再不努力，他日何面目见故人耶！
刘蓉和郭嵩焘给曾国藩的影响是相当深刻、细腻而深远的。之间的友谊更因有跪拜换帖之谊而不言而喻。
这些，郭嵩焘在力劝丁忧在籍的曾国藩出山兴办团练，为国大忠夺小家之义的说辞中，更显出兄弟间无私的君子之交的深厚，更趋于家国大义而非一蝇营狗苟无聊之交，也最终成就了一对湘军的创建者。加之后为曾国藩出谋划策，在募捐筹饷等方面多有建树。曾国藩办团练，首先反过来＂蛮不讲理＂的要求二人全力襄助，以及之后的几近无私的相助，再次证明了他们之间深厚情谊（当然这是后话，先不细述）。
求学岳麓书院本是奢望，哪知又遇欧阳大师实学塑造，尤如再度启蒙，奠定识见格局之基；又遇南阳卧龙才俊，习学相长，积学日进，换帖兄弟，相期终身！
真的是：
岳麓书院本镀金，岂料欧阳本期深。
结交南阳桃园义，肇定湘军创始人！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
《不一样的曾国藩：第十回 岳麓书院承名师 奠定今生主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