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广是不是昏君？如果单从过程或结果来看，答案也许不太一样。
从结果来看，他实至名归：在位十来年，把父亲杨坚积累的财富、威望、实力挥霍一尽，开皇之治期间强盛到极致的隋朝，突然间崩了盘；无数百姓在战乱中死去，全国人口减少了几乎2/3，杨氏家族自身也几乎被屠戮殆尽。这样的杨广，可谓不仁不义、不慈不孝，说他是昏君都算客气了。
但从过程来看，好像完全又是另一种答案：他经营西域、营造东都、修补长城、开掘运河、远征高句丽......从客观上而言，这些举措都没什么毛病，甚至谈得上雄才伟略之举，类似的项目，之前的王朝、后世的唐朝，或多或少都这么干过。
杨广的问题，就在于把事情看得过于简单了。用错误的方式，去做了正确的事情；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但却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
修运河的必要性：强盛的隋王朝，面临巨大的交通运输压力
我们常说，隋朝跟秦朝类似，是一个结束了分裂、开创全新纪元的王朝。从五胡十六国直到南北朝的近三百年，南北之间、甚至北方的东西部分之间，经济、社会发展都是割裂开来的，而隋朝要整合各个地区，必然会面临新的难题。
众所周知，先秦及两汉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是关中及黄河流域。而到了东汉末年，众多躲避战乱的中原人士纷纷逃往相对安逸的江南地区（比如诸葛亮）；到了三国鼎立时期，在东吴政权的经营下，江南更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而随着西晋的灭亡，五胡据中原、衣冠南渡，中国古代迎来了第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中原地区熟练的劳动力、先进的生产技术、完善的生产组织方式都随之南下。充沛的雨量、温热的气候，大量闲置的肥沃土地得到了开垦，加上土断政策的推行（侨户和土著统一标准负担国家的赋役），到了南北朝时期，虽然屡屡遭受战火，但西起益州、东到江淮/三吴，南方整体经济富庶、农业发达，“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以此为基础，加上便利的水上交通条件，手工业、商业也得到了飞速的进步。
北方则有些不同，五胡十六国时期，中原战乱频繁，政权剧烈更迭，人口大量减少，对社会生产造成了极大破坏。比如在后赵灭亡时，曾经出现了“中原大乱，因以饥疫，人相食，无复耕者”的恐怖局面。
到了南北朝时期，北方政坛相对稳定，孝文帝改革后，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而在北齐北周对峙期间，双方都积极发展生产，劝课农桑、实行均田制，虽然战争频发，但经济整体上未受大的影响。
因此，当隋朝建立时，杨坚面临的基础还是不错的，其后他更是励精图治、厉行节约，隋王朝的实力进一步提升。公元589年的灭陈之战，由于措施得当，对社会的破坏极为有限。这也是在战争结束后，杨坚敢于大笔一挥，宣布对江南地区免除十年赋税、徭役的底气所在。
其后的隋王朝，社会发展欣欣向荣，公元597年，出现了“户口滋盛，中外仓库，无不盈积”的繁盛局面，史称“开皇之治”。但是，繁荣的表象下，隐藏着三大难题：
其一，关中形胜之地，秦朝、西汉以及北周、隋朝，都将其视为起家的大本营。经过数百年的经营，这里人口众多，土地被充分开发，加上隋朝时期承平日久、人口暴增，出现了“地少而人众，衣食不给”的局面。加上这里是朝廷所在地，大量的军队、官员聚集，所需的物资自然倍增。
为了缓解这一情况，杨坚、杨广父子先后推行均田制，但仍旧僧多粥少。因此，那时的关中地区，需要中原、江南向其输血才能维持正常运营。
其二，关中及中原自然灾害频繁。开皇年间，关中多次出现大旱，老百姓甚至不得不吃豆屑、糟糠为食。杨坚竭力应对，一方面输送物资，另一方面率领灾民前去洛阳一线“就食”（要饭）。
而中原的情况也不太妙，黄河固然是母亲河，但在那时的生产力条件下，其威力很难被人为控制；历朝历代，黄河流域的洪涝灾害都是统治者面临的巨大难题，“频岁大水，州郡多遇沉溺”，北朝时期，这种记载时常见诸史书。
其三，隋朝统治集团出自关中，中原地区（崤山以东）原为北齐辖区，江南则更是与北方分治数百年。武力上的统一固然不容易，管理上整合、心理上的认同更需要花不少功夫。比如在灭陈之后，隋朝在江南推行苏威的“五教”（隋朝刑律），让原本松松垮垮的江南百姓不胜其烦，竟爆发了大规模的起义。
综上，无论是缓解关中的物质需求压力，还是应对自然灾害的客观需要，甚至是如何有效统治庞大的国土，都迫切需要隋王朝提升人员、物资的运输能力。
那我们看看杨坚、杨广是怎么应对的。
杨家父子的不同应对：杨坚循序渐进、杨广开出一剂猛药
《隋书·食货》记载，面对关中地区巨大的物资压力，杨坚曾召集朝廷开会讨论。有人提出了向其他地区移民的建议，但最终不了了之。
这也不难理解，毕竟关中是隋朝统治集团的家底所在，他们怎会愿意削弱自我实力？加上老百姓乡土观念根深蒂固，推行起来必定困难重重。
因此，杨坚的办法主要有两个：
其一，加大运力。公元583年，杨坚向各州招募百姓往关中运米，不过他的办法不是强迫，而是立下重赏鼓励：“能于洛阳运米四十石，经砥柱之险，达于常平者，免其征戍”。凡是能把40石米运到常平仓的，免除当年的兵役。这样一来，老百姓自然干劲十足。但是，其后怎么把粮食运到关中，又是一个难题。
长安之所以在过去千年成为战略要地，周边发达的水系是得天独厚的条件之一，东边的渭水，更是一支通往中原的大动脉。但到了隋朝时，多年的泥沙沉积，渭水的河底深浅不一，压根没法行船。
因此，在第二年，杨坚命令宇文恺自长安城西北引渭水，然后往东沿着汉代的漕渠遗址开挖了广通渠，抵达潼关，与黄河相连接，从此让关中至中原一线的运力得到极大提升。
其二，设立粮仓。
首先，为了解决关中地区的肚子危机，杨坚先后设立了黎阳仓、河阳仓、常平仓、广通仓，这些粮仓都设在水路沿线。
为了应对关中之外地区的同类问题，公元585年，杨坚下令在各郡县设立“义仓”，每年秋季丰收之日，每家每户按贫富情况向当地政府交纳粮食，朝廷安排专人监督，每户最多不超过1石。当面临灾年时，则开仓赈济。
这样一来，每个地区都有保底的赈灾粮，后来中原连年遭受大面积洪灾，杨坚立即命令各地开仓放粮，并派朝廷官员前去监察。“困乏者，开仓赈给......遭水之处，租调皆免。”实在没有余粮的，政府救济；遭受水灾的地区，免去当年所有税负。
因此，在开皇年间，隋王朝虽然屡屡遭受自然灾害，但储备充裕、朝廷应对有条不紊，人口逐渐增长，近20年间增加了一倍。
当然，这只是暂时缓解了难题而已。怎么更有效率的把富饶江南的物资运往北方、关中？怎么强化对广袤中原、江南地区的控制？如何加强向北部边疆的人员、物资输送能力？这是后续隋朝皇帝的任务。
对于上述问题，聪明的杨广显然是个明白人。与稳扎稳打、循序渐进的父亲杨坚不同，年轻气盛的他比较生猛。
他即位的第二年，命令杨素、宇文恺修葺早已荒废的洛阳，命名为东京（后改名东都）。服役的劳工多达200万人，建成之后，从附近地区强行迁徙富商大贾、寻常百姓入居其中。
对于这一大张旗鼓举动的目的，杨广在诏书中的解释是：“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内，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南服遐远，东夏殷大，因机顺动，今也其时”。
用大白话来说就是：洛阳地理位置重要，交通便利，从古至今都是天下重镇，往北可以连通中原，往南能够联动江南。如今我朝要钱有钱、要人有人，营造洛阳、正当其时啊！
他说的都是大实话。早在先秦的周王朝时期，周公认为“八方之广，周洛为中，谓之洛邑”，都城的位置必须选择在天下的中央，天子要从天下的中央地区，治理天下所有的民众，由此将洛邑立为京师。
隋王朝作为重新统一了天下的大一统王朝，当以治理全天下为己任，因此，重新营造洛阳，于情于理都说得过去，这甚至也体现出杨广宏大的政治格局。
但这只是他的第一步。古时运力最大的方式，当然是水路。就在东京营造完毕之后的同年，他立即着手开挖规模超出所有人想象的运河系统：
从洛阳出发，抵达与东边的山阳，连通了黄河与淮河，渠宽40多步，沿岸修好驰道、种满柳树，格局之宏伟，即使时至今日，略加脑补，仍让人叹为观止。这就是通济渠，从此，富饶的淮河流域与中原之间的水路被打通，隋王朝的战略运输能力得到了质的提升。
但这并不是杨广的终点。第二年，他在洛阳东南修建洛口仓，方圆20多里地，设置3000座粮窖，每窖存量8000石。同年底，在洛阳北修建了回洛仓，容量为洛口仓的1/10。（这两大粮仓，在后来成了瓦岗军的最大核心竞争力）
紧接下来的五年内，杨广紧锣密鼓，先后下令疏通连通山阳与扬州的邗沟（山阳渎）、连通洛阳与涿郡（今北京）的永济渠、疏通拓宽连接扬州与杭州的江南河。
从此，以洛阳为中心，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从北到南的水路运输主干道都被连接起来，长达2700余公里。位居中心的洛阳，水陆交通更加四通八达，成为天下集散中心；南方的物资从此可以迅速抵达关中及中原，从此之后，中国的大一统王朝东西南北彻底被连为一体，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态彻底焕然一新。
因此，用“开天辟地的伟大工程”来形容隋炀帝修建的大运河，一点都不夸张。就像史学界认为的那样，这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事业。
但帝王的丰功伟绩，往往伴随着百姓的血泪。
修建运河的浩大工程，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支撑，工程量最大的通济渠、永济渠，每次征发的民工都超过了百万人。更为夸张的是，在修建永济渠时，还出现了“丁男不供，始役妇人”的情况。
在这些工程进行的同时，隋炀帝还紧锣密鼓的开展了修长城、建江都、造龙舟的大动作，每次动员的百姓数量都以数十万计。由于工期紧、任务重，加上官员督促严苛，大量百姓死于非命。
比如，在公元605年的通济渠建成后，杨广又派人修建上万艘龙舟，疲于奔命的劳工大量死亡：“役丁死者什四五”，四五成的工人死去，朝廷用来运输尸体的车辆前后络绎不绝“相望于道”。
换作其他王朝，这种情况下早就民不聊生、揭竿而起了。但隋王朝的基础实在过于雄厚，经历了这么多夸张的工程之后，竟然还撑得住。
如果隋炀帝就此收手，也许他可能会成为一位有为之君。但是，在野心、抱负的趋势下，他并没有收住脚步。
把隋王朝彻底推向毁灭的，是接下来的三次远征高句丽。
公元611年，有鉴于东北小国高句丽的潜在威胁，隋炀帝组织起了百万大军（实数），配备的劳工更是多达200万人，天文数字般的人员征发、物资准备工作，几乎将老百姓榨干，以至于出现了“百姓穷困，财力俱竭，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急，剽掠则犹得延生”的悲惨局面，老百姓财、力都被压榨殆尽，几乎只有死路一条，于是不得不开始大规模落草为寇；
同时，在杨坚期间屡次爆发的自然灾害再度来袭，同年有30多个郡发生了严重的洪灾。双重危机下，大量饥民蜂拥而起；而自我感觉良好的杨广，要么无法掌握真实信息，要么下达的命令无法得到执行，只能坐视全国各地的起义与骚乱愈演愈烈。甚至他还在第一次远征失败后，接连发起了第二、三次军事行动，对于当时的局面而言无异于火上浇油，最终不得不迎来国破身死的结局。
因此，我们可以说，杨广是中国历史上是奇特的皇帝。从结果而言，他配得上昏君之名；但他绝顶聪明，所推行的各项政策（均田令、科举制）都符合时代需求，主导的各大工程，从客观上而言，都极其契合时代需求，并对后世产生了积极影响。
但他的问题就在于操之过急，无视民间的承受力，纯粹按照自己的意志，迫不及待的在近十年中，推行别的朝代需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敢落实的项目，最终把百姓逼上了绝路，也把自己的王朝、自己的身家性命推向了深渊。
他就像个庸医，虽然准确诊断出王朝的毛病，但给出的药方却用力过猛，超出了正常剂量的数倍，以至于毒死了自己。
后来，临死前的杨广，曾经清醒的反省：“我实负百姓......”，只可惜，世上没有后悔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