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件文物说党史（089）】凤阳小岗村大包干合同的真假风波
小岗村大包干红手印：难道我看了一个假文物？真的究竟在哪？
国家博物馆陈列的凤阳农民外出讨饭用的花鼓和外出乞讨介绍信：
众所周知，1978年11月24日晚，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位农民以“托孤”的方式，冒险在一份大包干合同书上按下鲜红手印，实施了“大包干”。
这份合同书，成为了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份宣言书，改变了中国农村发展史，掀开了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序幕。
中国农业展览馆陈列的小岗村村民签合同的蜡像场景：
但是，在二十年后，南方周末却刊出一篇翻案文章，质疑此文件的真实性，一时引起人们的疑惑。
《滁州日报》新闻摄影部主任汪强，多年来一直跟拍小岗村，为此迅速与同事组织了一个“大包干红手印”新闻调查采访组，七下小岗村、两上北京深入调查，将此事正本清源。
下面是笔者根据调研报道，按照时间顺序对这桩往事做的梳理。
一
1982年10月7日，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编导王映东，来到小岗村找大包干的素材。
他先找到严立学，了解到当年小岗村不仅开了个会，还赌咒发誓按过手印。
王映东说：“那手印啥样，拿给我看看，我给你们上电影。”
严立学翻了半天，找出一份正面写有“领发生救款”，反面印有小岗人手印的练习本上的一张纸。
王映东要求借回去拍电影，用过就归还。严立学不太愿意，王旭东一拽就拿走了。
但是，王映东拿回这张按有手印的纸张准备使用时，发现上面光有手印没有内容，而且严立学、严立华、关友申、严国品等4位户主既未盖章也未按手印，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只得放弃使用，便奔波到皖南等地拍摄外景去了。
这是一张练习本带有单线格的16开纸，有明显从本子上撕下的痕迹。一面写着小岗人20户领生救款的数额，少的3.20元，多的也就12.90元，题头为“8.20日生救款数字如下”;
另一面便是小岗人20户的姓名，只有12人在姓名上按的是红手印,其中关庭珠、关友德、严学昌、韩国云4人按的是印章，另外四个严立华、关友申、严国昌、严立学本人既没按手印也没按印章，名单的上方和下方没有任何内容。
很显然,这是一张严立学随便给的、过去小岗人经常按手印领生救款的凭单。
——这一份文件，却一直被王映东视为真件，目前也陈列在国家博物馆里，就是笔者拍到的这张：
二
时隔四个月，1983年的2月8日，王映东带着人马又来小岗。
他找到了严立学、严宏昌,说明来意,请求合作。
严宏昌对王映东说:“不是上次严立学给的这份。那份东西严立学上次修房子时早给我了。”
王映东要求借来用用。严宏昌却犹豫说:“就是不知那份搞哪里去了。”
其实严宏昌把它与钱一起夹在数学书中，藏在毛竹椽子里。不愿意拿出来，是防止以后政策有变，好保一条命,为子女留条后路……
王映东当时则说，丢了没关系，再搞一份就行了。也就是暗示他们复制一份给他，在电影上亮亮相就行了。
第二天，也即2月9日，王映东一行又来到小岗，紧盯着向严宏昌讨借“红手印”。
严宏昌推辞说要到公社买化肥。时任队长、他的堂哥严俊昌劝他：“宏昌，现在政策和形势已变好，可以放心了，那个纸条也没什么用了,老王来几趟了,不要黄人家面子,还是给老王用用吧!”
经过几个人再三说服，严宏昌才从家中茅屋的毛竹椽子的筒中取出了那张“红手印”，嘱咐“用完后一定要还给我……”
王映东满口答应，但对严宏昌的不爽气不太乐意。当天下午，王映东带着“红手印”走了，再也没有来过小岗,也没有还那份红手印。
因为王映东认为这一份是假的，是严宏昌在2月8日晚连夜为他“再搞的一份”。毕竟严宏昌第一天还说“不知搞哪去了”,第二天就爬到屋椽竹筒中取出来。所以王映东认为没有什么价值。
回到北京，他让助手交给了美工，经过熨平整烫，在《来自农村的报告》纪录片中展现风采之后,就扔进道具库房没再过问。
——他想不到，这次他拿的是真家伙，偏偏被他当成了假货。
三
1984年，为展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成就，中国革命博物馆要举办一个大型展览，曾两次到凤阳县征集“大包干”文物，汪强的20多幅照片是在那时被征集去的。
找到严宏昌，得知小岗那份“红手印”已被电影厂拿走，馆里便指派文物组的张新文、林国良两位同志查找，最后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道具库房里找到严宏昌的那份“红手印”。
王映东告诉他们，那份是“复制品”。
——1998年8月12日，汪强与中国革命博物馆的研究员杨燕去造访王映东时，时年70岁的老人仍坚持说严宏昌给他的是复制品,说小岗人骗了他。
张新文、林国良面对这份“红手印”也很茫然，最后决定展览用一下，是不是复制品，等日后去小岗再调查。
这张不知真假的“红手印”，在国展上与国内外亿万群众见了面，随之被各大新闻媒体视为珍宝宣传,引起了空前的轰动效应。
从此,“红手印”浮出水面,身价倍增,被列为“一级文物”,以GB545663的编号珍藏于中国革命博物馆之中。
王映东反倒是对当年从严立学手中带回的那份“红手印”则看得更重要，把这张纸片进行了塑封处理，不准汪强摄影、摄像，只准临募、仿真。他责怪某报纸发表的文章不负责任，并专门为“红手印”翻案风波撰写了回忆与说明文章。
四
1985年后，小岗村大包干血手印被越炒越红，各路电视、电影制片组也开进小岗。首先是天津电影制片厂来拍《中华之最》中的《征服饥俄的人们》需要艺术再现,拉开了复制“红手印”的帷幕。灯光下,18户户主,面对着摄像机的镜头,当起了演员,重复当年的场景。
接着国家电视台的某电视片,省电视台的某电视剧组依次造访,造假不断。北京某家报纸来再现过,某地摄影家来“现场创作”过,先后在陈家林、吴友江、严立华、韩国云、严家国、严学昌等人家中、庭院里甚至路旁的柿树下表演过六七次之多,有时人不够,就拉来过路人、来串门的亲戚凑数。
严宏昌在家，多为严宏昌书写；严宏昌不在，则由严立学书写。严宏昌、严立学至少分别写过4次、3次。
这就难免留下很多复制的大包干血手印文件，比如下面这一份就是复制的（原件的“甘心”写成“干心”，“坐牢”写成“作牢”）：
这一件是严宏昌于1988年复制的。当时急于布置小岗展览室，迎接中央领导视察，所以严宏昌根据原件照片抄上去，原来错写的“干”也写成了正确的“甘”字。
五
1998年6月12日，《南方周末》的《翻案文章》栏目，以《大包干红手印是真是假》为题，对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的编号为GB545663的大包干血手印，提出了五点疑问：
疑点之一：这张纸本身的破绽。是练习本纸还是白纸?白纸为何平展无皱折?
疑点之二：秘密会议到底在谁家开的,是严立华还是严学昌?
疑点之三：执笔人也即那份东西究竟是出自严宏昌还是严立学之手?
疑点之四：关于与会人数,副队长为何出现两次?
疑点之五：关于会议日期。
并说，“以上这些疑点,使人产生两个怀疑：一是这个秘密会议到底开过没有，二是到底有没有写过这个纸条。”
这个翻案够雷，一时间诸多报刊纷纷转载，全国轰动，给人们带来很多疑惑。
六
为了维护20年前发韧于小岗村的中国农村改革的严肃和神圣，必须解开“大包干红手印”的真假之谜！
一直供职于安徽《滁州日报》新闻摄影部主任的汪强，自觉承担起正本清源、还历史以真实面目的责任和义务。
汪强多年来一直追踪拍摄小岗村，拍摄小岗村的照片有几百张之多，小岗村把他当成了自家人。
汪强迅速与同事组织了一个“大包干红手印”新闻调查采访组，七下小岗村、两上北京深入调查。
他们对尚健在的14位当年“大包干红手印”的参与者进行深入细致的访问。对“大包干红手印”有关的每一个见证人、知情人的采访调查都是单独进行，并经本人同意采取了现场摄像、录音、摄影的方式，以作实证。
面对汪强的摄像机，14人全都证明：“秘密会议”千真万确开过，写了“坐牢杀头也心甘情愿”的字据，并按过手印、盖过章。14人中有11人说第一次(因1985年之后，拍电视、拍电影时,又被演戏似地按过五六次)是由严宏昌写的，他们的名字也是由严宏昌一手写下来的，他们分别在名字上按过手印或者盖了章。
之所以要严宏昌写，因为他上到高中一年级，而其它人识字的不多，有的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能写全。
14位尚健在的按手印人一致公认，在拍摄《征服饥饿的人们》之前(1985年之前),他们一次也没凑到一起复制过假红手印。
而王映东认为是复制件但仍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的那件，是1985年之前的1983年拿走，且拟写人严宏昌按的手印、严立付回家拿的裁下来的记工分用的16开的白纸等内容，均与他们的回忆相符，说明馆藏件正是根本就没有仿制、却一直被个别人认为是仿制的原件！
七
调查长达一个半月。最后，汪强带着所有的调查资料来到北京参加“大包干红手印真假分析论证会”。
经文史专家、文物专家认真辨别和鉴定后，一致得出的结论是：现珍藏于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大包干红手印”，确属1978年冬夜小岗村人的历史所为。
真迹的日期是错误的，因为当时农村人没有严格的时间观念，含混地写个1978年12月，根本就不知道是11月24日。大家按过手印后两天，严宏昌去供销社时才发现日历上是11月26日，往前推两天，是11月24日。而且当时比较紧张——当时分田单干可是大罪——加上文化不高，写了好几个错别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