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海派才女苏青写过一篇题为《王妈走了以后》的随笔。在文中她以率直的笔调叙述了她家老保姆王妈走了以后，苏青一家三口人所遇到的种种窘境。她并未过多着墨王妈本人，只是以后来三位接替者的言行来反衬前者的可贵。第一个保姆懵懂得连上个厕所也要主人帮忙去冲；第二个仿佛是来做客的，尽管主人百般地讨好她，但结果她还是炒了东家的鱿鱼；第三位做家务倒还可以，但不干净的‘三只手’却兼营着“搬家”业务。主人问了她一下，便以嚎哭叫冤作结。苏青的描写让我很有同感。合上书本后，我自然回想起近三十年来，我家迎来送往的那些保姆的身影。一本世俗的保姆浮世绘，便在我的记忆里缓缓展开……
要说这些年来在我家做过的保姆，不是没有优秀的，但那是要靠运气才能遇到。比如曾有位上海阿姨，她能烧一手地道的沪帮菜，做的红烧肉亮如琥珀，烧的腌笃鲜醇厚暖心。她的长处在“物尽其用”上更显得突出。经她的点化，西瓜皮能变成爽口的凉菜；剩菜剩饭会被她做成可口的佳肴。她清扫的房间，干净整洁，令人舒心。还有位农村来的大嫂，淳朴得让人感动。隔三差五地她会把自家菜地里收获的蔬果，热心地捎来送给我们。我老伴过意不去，常想回赠些礼物给她。可她总是涨红着脸，连连摆动那双粗糙勤劳的手予以谢绝。这样的关系，已远超一般的雇佣关系，更像是纯朴的挚友之交。可惜的是，这两位后来都因为要回家带孙辈而辞了工。
像这两位阿姨那样朴实的保姆，如今若再想招到，绝非容易的事。后来，我家虽续招了多个保姆，但她们做的事，不是让人啼笑皆非，就是令人无奈叹息，有些甚至会叫人脊背发凉。记忆很深的是，在支付宝、微信尚未普及的那些年里，有一段时期，我老伴从银行取回给员工发薪的钱，明明是锁在柜子里的，但常会发现短少。起初只是偶尔发现，整捆的钱扎里，会神不知鬼不觉地少去一两张。我老伴疑心过数错，疑心过自己记性差，却唯独没有怀疑过那个貌似老实的保姆。直到有一天，我老伴包里那串系着所有房门信任的钥匙，竟也不翼而飞，而后又重现在包里的那一刻，我们才感到有一股寒意从脚底升起。这信赖的城池，原来竟也如此脆弱，偷走的何止是钱和钥匙，更是“家”这个字眼里最不该被玷污的安全感。
还有一位祝姓保姆，“不要叫我‘阿姨’”是她的口头禅。这个保姆，五十来岁，身板结实，上窄下宽的葫芦形脸上，一对大小眼分散在塌鼻梁左右，双唇薄薄的嘴巴极会撒谎。当初家政介绍所推荐她的理由是“做事利索，搞卫生干净”。不过我首次看到她的面相并不打算用，无奈我老伴不知哪根脑筋搭牢了？说她还不错可以留用。此后，果不其然，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们出于关心，在公司内安排一个房间给她住，结果她鸠占鹊巢把相邻的另一间房也占为己用，让其老公和儿子都住了进来。于是这个有‘三只手’恶习的、不能叫她“阿姨”的保姆，吃公司，住公司，用公司，拿公司，偷公司……一系列的恶劣行为让我们忍无可忍最终决定辞退她。然让我们惊讶的是，她居然撒泼要我们赔偿，还迟迟不肯搬离……
这真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像祝姓保姆这样的奇葩，并非只有我家才会碰到。这些年里，在我老父家中，这种主客雇佣关系颠倒的闹剧也经常上演，且还演得更加荒诞。有个外省嫁入萧山的保姆，五十岁不到，矮小的个子，能说会道，别人叫她一声“美女”，她真以为自己倾国倾城。于是迷上了玩抖音，每天把心思花在给自己美颜拍短视频上面，反把照顾我年迈父亲的本职给忘了。我每次去父亲家，很少有见她在护理老人，且还时常不见人影。听我老父说，她在楼下拍视频。MGD! 更离谱的是，这位“抖音迷”竟然还让我父亲配合她拍视频。搀扶，是摆拍；拉琴吹笛，是直播，我年迈的父亲竟成了她视频作品里经常露面的角色。
更有甚者，有个董姓保姆，反客为主，竟邀其男友到我老父家中来沐浴、用餐，其理直气壮的行为，俨然将别人的居所，当成了自己跟男友约会逍遥的场所。还有一位，名义上是护理保姆，实则更像是来了一位疗养度假的游客。近两年的光景，就在她一面享受着我们给老父买的水果食品，一面在无休止的微信语音与欣赏影视节目的咯咯笑声中流淌过去。而我父亲却默默地成了一尊被她遗忘的摆设。
读苏青的随笔《王妈走了以后》，读者或许会发笑，但她所叙述的窘迫中，尚且有主仆雇佣关系的框架依稀可辨。诚然，苏青一家人纵然狼狈，但他们在地位身份上终究是“主”。然反观我家和我老父家这几十年来招用保姆的经历，却只会品味出更多复杂的况味。我们惯常以为，在雇佣关系中，出钱的一方是强势群体的，而劳作方则是弱势群体。可如今，这种传统的观念在某些时候，却会彻底地颠倒过来。
究其原因，不外是雇主怕保姆不开心甩手不干，怕被他人指责“不尊重”劳动者，怕家中的隐私会成了他人谈资，还怕那一串暗中配制的钥匙…… 于是每日里，雇主揣着小心，维系着一种脆弱的、建立在金钱与不确定人性之上的“和谐”。强势和弱势，早已不在明面的身份标签上，而流转于具体的人心博弈与道德底线之间了。就像曾经在我家做过的那位祝姓保姆，她到来的第一天，就明确要求我们不能叫她‘阿姨’，要叫她的爱称“阿娟”，向外人介绍则必须称她为“家政工作者”。
“家政工作者”这个少了情感色彩的称谓，像是一层薄薄的面纱，罩住了其间所有的适合与不合。苏青在文章中将王妈跟后来三位保姆作了比较后的感叹，在经历了八十多个春秋后的今天，依然能激起我的共鸣。我们和那些走进我们最私密空间、参与我们最琐碎人生的保姆之间，雇主所期待的，或许从来都不仅仅是一桩清洁明澈的交易，而是在茫茫人海中，寻找那一点少见的、能将心比心的“适合”。只是这“适合”，比苏青所处的年代，似乎更难寻了。它需要运气，需要智慧，或许更需要这个变化迅速的时代，肯为这传统的人际关系，稍稍驻足，找回一点已经褪色的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