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钱最大的好处就是不要补鞋。坏了，扔掉，还有更穷的人去拾。
穷孩子买一双新鞋，那是要过年了。新鞋买来，先要到鞋匠那里用单车的橡胶轮胎加底，经磨，防水，耐穿。若是大人的皮鞋，那鞋底就要钉上铁掌，走起路来，刚刚的，老远就能听见。走路的人还觉蛮威风。新布鞋搭配着换洗的旧鞋，起码要穿两年。掉色无所谓，只要前头不露大脚趾，前脚掌没有从鞋里将鞋底磨穿，那就要继续穿下去。大人的皮鞋大多是结婚时买或与某个纪念日有关，穿得时间更久，轻易不会扔掉。铁掌磨易了可以再钉新掌，皮鞋穿久了难免变形，继而出褶皱。虽然没有新时那么好看，但毕竟是皮鞋，比起布鞋的档次总是高的。时间再长，褶皱的部位就会开裂。即便如此，高超的鞋匠还是有办法，用软皮垫在皮鞋面里，用手摇缝纫机从外面轧上，补好后擦上鞋油，还能对付两年。那穿在脚上的感觉就大不如从前了，虽然鞋下还是铁掌，刚刚的声音比以往明显小了许多分贝。若是皮鞋帮磨穿了，烂穿了无法再补，那才能扔掉。说是扔掉，早有上门回收破烂的拾荒人出几角钱买去。
记得双桂坊口头有家“兴隆园”菜馆，那里的招牌熟菜是硝肉，在长身体又不能经常吃到肉的年代，我偶尔路过那里，会隔着玻璃窗驻足很久，在想象中饕餮一番。能经常进出“兴隆园”的人，应该是口袋里有几个钱的人。那时10亿人穿得都差不多，黄军装或者中山装，小孩穿的则是学生装——一种中山装的简装版。女人或女孩，敢穿颜色很素的格子花的百折裙，就要冒背后被人骂“妖精”的风险了。大家穿得差不多，那么就只有在吃的方面体现高下了。不知怎么的，这么一个有点钱的人进出的菜馆旁边却紧挨着一个鞋匠摊。整个双桂坊就这么一个鞋摊，鞋摊在最热闹的地段。我布鞋的掌大多是在这里钉的。有时钉掌或没事的时候我也会蹲在鞋摊一边，看鞋匠工作。鞋匠像是乡下来的，很瘦，有点邋遢，个头应该不是太高（我从来没有见到他站起来的样子），他左手的拇指有点残疾，每次从木盒里捏鞋钉，正好都能捏成4只一排，然后衔在嘴里，用一只取一只，动作十分娴熟。那只沾有他唾液的鞋钉被他轻轻一按，就稳稳地立在胶底上，一锤钉下去，不偏不倚，再用铳子加一锤就成了。来鞋摊的妇女居多，拎一网兜大大小小的鞋子来修修补补。到了鞋摊，与鞋匠都要客套几句。鞋匠知道来者意图，回话并不多。一双鞋修好了，他总是很有把握的口气：“回去穿着试一试。”听了鞋匠的语气，妇女们大多明白不需要试，然后放心爽快地掏钱。
鞋匠有个儿子，年龄跟我差不多大，10岁左右的样子，暑假的时候我有时会看到他。鞋匠有时手头活多，到了午饭时会让儿子自己到路对面的“马复兴面馆”去吃一角二分钱一碗的素面。虽是素面，花一角二分钱给小孩吃一顿饭，已经很奢侈。我那时每月的生活费才只有九元，平均一天只有三角钱，在一类地级市，这个数字是最低生活标准了。鞋匠最大的消遣也许就是在活计不多的时候，直直腰，看看过路的行人。极偶然地，他也会花上一角钱，买一小包用旧报纸折成粽子状的奶油花生米包，搓一下有些肮脏的手，捏一粒扔进嘴里，细嚼慢咽，品味奶油花生的香脆。也许，鞋匠追求的生活，与奶油花生的味道很接近。一包奶油花生只有大小不等的10多粒，有时鞋匠不说话会捏两粒给一边的我，甚至并不专门看我一下。我一点不觉得鞋匠那有点残疾的手脏。
生活在双桂坊里的人都知道，很久以前“兴隆园”菜馆旁边有个鞋摊，有个乡下来的修鞋匠。所有人都不知道鞋匠姓什么，叫什么，是哪里人。有钱的人是不来修鞋的，没钱的人来修过鞋就走了，直到下一次修鞋之前再来。我经常来“兴隆园”隔着玻璃看硝肉，蹲在鞋摊旁看鞋匠修鞋。可我是孩子，我懂什么。
你是有钱人，还是没钱人？很久以前你曾经路过双桂坊口头的鞋摊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