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5日，周一，晴，25至35度
《论语集解》于上周重启，写了四篇，均不满意。写分篇结集的文章，在动笔前，应对文章的语言风格、篇幅长短、内容深度、阅读对象，体式排版等等进行设计。虽说着手做一件毫无经验的事情前，很难有系统规划，需在日后实践过程中慢慢摸索成形。但写了四五十篇，仍未明朗，就相当不应该了。如此写作是否能坚持到底，实在令人怀疑。需要将这些问题思考清楚再动笔：
一、写作的主要目的
主要是为了整理学习笔记，而不是急于发表高明见解。《论语集解》做的是阅读《论语》的最基础性工作，其目的是为将阅读到的所有前人的注传作一归集，如此就需写得极尽其详。
同时还应考虑其可读性。去年冬天，我曾放弃读者，尝试用文言写作。其实是出于两大偷懒目的：一是文言可写得简短，几百字一篇。二是可直接转借古人言论。将文言转化为白话，此种深入浅出的功夫会逼迫自己将古人的言论吃深吃透，比直接转借的学习效果更好。
总结写作《论语》的第一条原则：内容翔实、语言通俗。
二、写作的格式排版
一定得做好索引，既然是学习笔记，就得方便日后查询，所引用的文献都需标明出处。可采用在引用的句子段落前写“据《XX》载”或在句子段落后加括号标示。引用的句子要在后文中进行意译，务必要让读者看得懂。虽然直接翻成现代，比一段文言一段现代文穿插表述，读起来更顺畅。比如像李长之写孔子，通篇用白话，只在文末索引中注明出处。但翻译可能与原文语意会有出入，最好将原文与翻译并列排出，日后读来，也好有个辨别。
目前只想到这两点。随时补充。
今日写集解时，提到孔子曰“不以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昨天读完启功，总觉得他身上欠缺点什么，是狂不够，狷得不够坚定吧。北平沦陷时，他任过伪职。他说失业，亲戚介绍，去应聘时，恰碰上谋杀，若不就职，很可能被怀疑成罪犯入狱，只好屈就。而文革期间，郭沫若指示他写一篇批《兰亭序》为伪作的文章，他起初很为难，后来读到郭沫若说《伯远贴》与某魏碑一脉相承，他的思想就活泼多了，于是就以此为文章起始句，展开对《兰亭序》的批判。耍了点小聪明，将文章观点建立在郭沫若指虚乌有的观点之上，明眼人一看是嘲讽，既可逃过政治劫难，又不会受业内人指责。我觉得他这种处世方式属于道家，曲道保身。昨日读王元化，王元化并不十分欣赏胡风，他曾说，若胡风坐在周扬的位置上，整人会整得更狠。但当上级要他承认胡风是“反革命”，他以为胡风是有错误，但不是反革命。因而被打成“胡风分子”。这才是气节凛然的狷者。两者相比，我更欣赏王元化先生。又在网上读到方方的《你们若能让中国作协开除我，我半点意见没有》，觉得她像男版的崔永远，精神狂躁症患者，是一种病态的狂，而非孔子所谓狂狷之狂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