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0年，契诃夫曾经写下了这样一个故事：在结算工钱的时候，“我”故意为难家庭教师尤丽娅·瓦西里耶夫娜，从八十卢布变成六十又变成四十一，再变成十四卢布，最终变成十一卢布，我找出各种理由克扣她的工钱。在这个过程中她并没有显得很愤怒，只是牵动着衣襟、嗫嚅着；而当“我”继续克扣她的工钱时，她明明委屈的眼泪快下来了，却又以更大地克制压抑自己，“神经质地咳嗽”。而“我”把十一卢布给她时，尤利娅竟然还对“我”说谢谢。

        “……可是何至于这样怏怏不快呢?为什么不抗议?为什么沉默不语?难道生在这个世界口笨嘴拙行吗?难道可以这样软弱吗?”
        她苦笑了一下，而我却从她脸上的神态看出了一个答案，这就是“可以”。
        我请她对我的残酷教训给予宽恕，跟着把使她大为惊疑的八十卢布递给了她。她羞羞地过了一下数就走出去了……
      我看着她背影，悟想道：
      “在这个世界上做个有权势的强者，原来如此轻而易举!”
    （摘自《柔弱的人》）

      契诃夫已经隐隐看出来了，在面对强权者的剥削时小人物大多数情况是逆来顺受的。家庭教师尤利娅•瓦西里耶芙娜只是“柔弱的人”的总代表，为什么“柔弱”？因为底层人民早已明白，反抗只会带来更恶劣的压迫，除非忍受的代价比反抗的代价还要大。按照古斯塔夫•勒庞的大众心理学观点，大众是具有专制性的，也就是平常所说的“奴性”。

      “大众对权力总怀着一副卑躬屈膝、顶礼膜拜的态势，……他们的同情心从不会给予那些温和宽容的领袖，而他们对于那些残暴压榨他们的暴君却表现出一副俯首帖耳的奴态。”

      这种“奴态”，在农耕文明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沙皇俄国、封建中国、盛行种姓制度的印度……又比如我前面探讨过的古罗马皇帝克劳狄乌斯，很多时候他的政策不是太过激进，而是过于温和，然而温和的手段往往不如那些雷霆万钧的手腕来得利索。

      托克维尔在审视法国大革命的过程中早已指出了关键所在：末代皇帝路易十六并不是一位严格意义上的暴君，相反，比起路易十四的时代他反而试图减少人民的负担，但为什么激发了人民的反抗呢？一方面是启蒙思想家领袖们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人民的麻木状态，激起了他们的仇恨与激情；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上层阶级放松了闸门，官员们在冷酷无情地指出制度的弊病与延续前朝对百姓的压榨时并没有料到，千里之堤崩溃在即，更没有料到这种修补甚至会加速这一进程。

        “强权导致了奴隶的出现，而怯懦则使他们永远当奴隶。”卢梭也早已指出了奴隶制度存在的真相。如果生产力不发生变动，奴隶制度甚至可以永远存续下去！

      可见，柔弱是蛮横存在的帮凶，它促成了强权者压迫的得逞。这种对于强权的服从倾向，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本性，那些所谓不畏强暴的勇者，很多都是在后天的教养中形成了顽强的性子。

        但是，人作为柔弱的主体，对于强权的忍耐也不是毫无限度的。它是有边界的，而且这边界是不断变化着的。而且，每个时代总会有清醒者与反抗者。契诃夫在另一篇作品《渴睡》中就揭示了一种反抗：

        小姑娘瓦尔卡在主人家做佣人，在整日无休止的高强度劳作之后，她渴望着睡下来歇息，却被大哭不止的小娃娃折磨得欲死欲仙，现在，她只想睡觉，弄死这个娃娃，就可以睡觉了……这个念头驱使着她走向深渊。

      娃娃还是啼哭，哭得乏透了。瓦尔卡又看见泥淖的大路、背着行囊的人、她母亲彼拉盖雅、她父亲叶菲木。样样事情她都明白，每个人她都认得，可是在半睡半醒中她就是弄不明白到底是什么力量抱住她的手脚，压住她，不容她活下去。她往四下里看，找那个力量，好摆脱它，可是她找不着。临了，她累得要死，用尽力气睁大眼睛，抬头看那闪闪烁烁的绿斑，听着啼哭声，这才找到了不容她活下去的敌人。
　　原来敌人就是那娃娃。
　　她笑了。她觉着奇怪：怎么这点小事以前她会没有弄懂呢？绿斑啦、阴影啦、蟋蟀啦，好像也笑起来，也觉着奇怪。
　　这个错误的观念抓住了瓦尔卡。她从凳子那儿站起来，脸上现出畅快的笑容，眼睛一眨也不眨，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她想到她马上就会摆脱那捆住她的手脚的娃娃，觉着痛快，心里痒酥酥的……弄死这个娃娃，然后睡，睡，睡吧……
　　瓦尔卡笑着，挤了挤眼睛，向那块绿斑摇一摇手指头，悄悄走到摇篮那儿，弯下腰去，凑近那个娃娃。她掐死他以后，就赶快往地板上一躺，高兴得笑起来，因为她能睡了，不出一分钟她已经酣睡得跟死人一样了……
        （节选）

        事实上瓦尔卡这样的一种反抗，是颇有些悲剧性的，不仅是因为它的结果，更是因为它整个过程几乎都处在一种无意识的状态，半睡半醒的状态更加暗示了逆来顺受的受压迫者是以怎样“不知为何反抗”的方式来进行反抗的。他们从来不会说因为这种制度不好、压迫者怎样无情所以要推翻它，而会说因为实在忍耐不下去才产生反抗的念头。依我之见，这种反抗方式彰显的并不是人民的勇气，而是他们的盲目性，这种盲目性深深植根于其奴性之中。

        因为逆来顺受，所以麻木不仁。

        契诃夫的这种艺术表达形式同样令人叫绝，他通过善者的恶行，或是受压迫者的恶行更加深刻地回归了“反抗”的主题。比起恶者的善行，善者的恶行更耐人寻味。

        契诃夫看到了反抗的必要性，他也意识到了改变的必要性，那些都是以《带阁楼的房间》里丽达为代表的社会改良主义者无法理解的。从那种意义上来讲，社会改良主义者与愚昧的民众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他们都不曾清醒地意识到变革的必要性。然而，纵使深受压迫的人民处于盲目的混沌状态，依然有办法改变这一切——引导他们，传播新思想改造他们，竭力消除这种盲目性。就像《新娘》一文中受到萨沙感召而义无反顾抛弃旧生活、拥抱新生活的新娘娜加一样，有理由相信，契诃夫愿意成为像萨沙一样的引路人，事实上契诃夫也的确称得上是那个时代的思考者、探索者、先驱者。

        遗憾的是，契诃夫的历史终结在1904年的那个夏日，终其一生，也没能看到俄国人民被解放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