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期的阅读中，有两本书是和地方史有关联的，一本是景军的《神堂记忆》，一本是罗威廉的《红雨》。在阅读这些关于原野调查或者是地方史写作中，就更能体会历史的残酷。
黄仁宇的大历史观曾经影响过我一段时间，大历史观的建立必须依赖与长久的时间分析，在漫长的时间中，所有人的命运都成为历史观的牺牲品。
而在阅读一些原野调查或地方史中，地域范围的缩小，人的命运就特别凸显出来了。在阅读以上两本书时，需要注意的是副标题，景军关注的是家族的记忆和文化，而罗威廉关注的一个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唯独不同的是，景军的写作延伸到二十世纪末，而类似罗威廉的写作始终停留在二十世纪中叶（1949年之前）。在很多陈述中国近代史的写作中，1949是一个奇怪的年份，这一点借助于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结尾语相当的应景：1949年，是普通的一年，有人身败，有人名裂，有人身败兼名裂。
从个人的阅读经历中，也能明显感受到：1949是割裂的一年，之前的嘈杂在之后变成沉闷与万马齐喑。
在阅读这些地方历史中，更能感受到大历史对于家族命运以及个人命运的左右。个人的沉浮在地方上可能更多的会遗存在人的记忆中，在历史的洪水冲涮中残喘。所以这些地方志史和个人历史在阅读时，更能引起不断的猜想。这一点，我称之为大历史的边缘。
在地方志史中，往往来的比大历史更加残酷，因为涉及到具体的家族和个人，那些血脉浸润的故土时不时变得面目狰狞，像一头猛兽般嗜血如命。
我在初初接触到《读书》时，印象最深的一篇文章是《五月的鲜花》，也是通过这篇文章，我开始阅读《读书》杂志。可是后来我再 也找不到这篇文章了。
在地方上，历史的进程与时间的变化特别的缓慢，正如土地一样，春耕秋收是一季的时间周期，血养护的土地，不会滋养鲜花，只能产出食粮，所以田园牧歌只是一厢情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