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中国式传统节日，虽然不少是以“吃”为表面现象，但大抵是通过某种仪式感的建构，寻求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并增进彼此感情，而且首先是家庭、家族的。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乞巧节、腊八节......莫不如此。
春节作为华人世界和处于儒家文化圈的有关国家最重要的节日，在人际互动交流方面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而这主要是通过家族聚会、拜年和走人家等形式实现的。
小时候，在我们江汉平原，农闲时节比较长，从秋收后到春耕之前，加起来有几个月。此外，那时候也不存在外出务工的问题，老老少少基本上都在家里。即便如此，分布在十里八乡的三亲六眷之间的走动，除了婚丧嫁娶、砌屋建房、孩子出生满月周岁等，主要就是端午节尤其是春节期间以拜年名义而展开的走动了。
我们江汉平原的拜年习俗，一般从家里开始，然后再扩大拜年的范围。一般来说，一个家庭或大家族，往往就在同一个生产队，走动很方便。初一早晨，晚辈在起床后，要先向爷爷奶奶、父母拜年，祝福长辈，考究的还要下跪磕头。在给家中长辈拜完年以后，然后再去给同族的其他长辈拜年。等这个程序走完，最后则是三五成群的沿着前湾后湾去给邻里和父老乡亲拜年。
记得很清楚，我们家族中和我同一辈分且排行第二的堂兄，是三爷爷家的孙子，要大我十多岁，他做过水兵，退伍后回到家乡成家，和我父亲比较投缘，等我们兄弟长大后，和我们几兄弟关系也比较近。差不多每年大年初一，天还没有亮，他就隔着窗户叫我家的门，给我父母拜年。
按照约定俗成的做法，正月初二开始之后的几天，往往是走亲戚，分别到舅舅家、姑姑家、姨妈家去拜年。那时远嫁的情况极少，这些亲戚绝大多数是分布在7、8公里为半径的范围内。一方面，我父母是别人的舅舅、姑父、姨父，或者舅妈、姑母、姨妈；另一方面，我们也有舅舅、姑姑、姨妈。所以，既要接待来自他乡的客人，又要去看望散落在他乡的亲人。
我自己的外公外婆、姨妈、姑妈和舅舅都是在隔壁的仙桃市，虽然分属两个县，但都在东荆河附近，我们在这边，他们在那边，相距也就5、6公里。不过，由于东荆河在中革岭那里分岔形成了南北两支，因此，要去拜年得摆渡两次，说起来也不算太方便。
外公年轻的时候常常到湖里讨生活，36岁那年因为淋了大雨，受了风寒，就撇下他的母亲、妻子和两个女儿走了，于是留下我曾外祖母（注：我们习惯叫“姥爹”）、外婆（注：我们习惯叫“噶喇嘛”）、母亲和二姨相依为命。姥爹老来失子，噶喇嘛中年丧偶，母亲和二姨幼年失父，都是人生悲苦事。等到母亲、二姨相继离开原生家庭，姥爹、噶喇嘛就成了大队的“五保户”，一辈子孤苦度日。
我在读小学之前的启蒙阶段有两三年是和姥爹和噶喇嘛生活在一起，等我上学后，三弟也在两个老人那里住了三年，也算给老人带来了一丝欢乐。噶喇嘛一生都是在和药罐子打交道，裹着小脚的姥爹每天晚上都要对着灶王爷磕头作揖，她们本来是接受救济的，难得碰到金果、柿饼，都一定藏在糯米粉中时不时变戏法式地拿出来让我吃，屋后的一棵桃树在结果之后常常是送东家、送西家的。所以，我对姥爹、噶喇嘛怀有深厚的感情，当然，也有很多的遗憾和自责！
母亲一年中去看望姥爹、噶喇嘛好几次，很多时候是平时一个人去的，基本上当天去当天回。真到了过年，因为要管我们一大家子的事情，而且我们家族比较大，人来客往也多，需要招待，脱不开身，反而在这个期间去的次数不多，这时就打发我哥哥和我作为代表去拜年。有一年的春节，母亲打算去看望姥爹和噶喇嘛，顺便看看姑奶奶和二姨。我听到后，也强烈要求去。那天，母亲穿着新做的灯芯绒裤子，用扁担挑了一大担两箩筐的东西，摆渡过河，走村串巷，或行走在阡陌，我跟在后面，一路屁颠屁颠的。
走人家，就怕冷场。母亲回的娘家，只是一门两个寡妇，而且还是垂垂老矣，自然没有兄弟家可以落脚，门庭冷落可想而知。好在住在隔壁的两个还没有出五服的非嫡亲的舅舅张家接、李家请，而且是几十年如一日，才让母亲不论她的母亲和奶奶在不在人世都一直能够有回娘家的温馨感觉。
二姨没有远嫁，就在和姥爹一个大队的另外一个生产队，姨父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在大队做一把手，在当地还算有一定人望。二姨她老人家现在也作古了，我在小时候也得了老人家的不少照拂，如同姥爹、噶喇嘛，是除了我父母之外施我以恩惠最多的几个至亲。其实，很多小孩子都是识好歹的，谁对他好，往往就觉得特别亲近。跟着母亲去二姨家走人家，即使我小时候比较腼腆，即使是我一个人去二姨家，我也很乐意去。现在姨父、二姨都不在人世，连比我小的表妹也因病去世了好多年，每逢年关就免不了思念他们。
我们那拜年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就是新婚夫妇和即将成婚的男青年。新婚夫妇到岳父母家拜年的时间，一般是选择在初三、初四，为此还有一个顺口溜：初一初二拜父母，初三初四走丈母。闺女出嫁后第一次过年回娘家，娘家人得隆重接待，不仅是自家父母、自家已经成家并分家单过的兄弟，连家族其他长辈与兄弟也得轮流做东。
闺女回娘家，要按照家族中的各家各户分别准备礼物。在我们小时候，这些礼物主要是烟酒、糕点之类，基本上是以老人和男性为主的礼物。那时候穷，没有人送烟是整条送，通常是2-5包，糕点是用盒子装着的，我们称之为“茶”，里面是金果、麻枣、芝麻糖、柿饼等。送礼物，一方面是考虑其价值，另一方面是要考虑公平性与合理性，不然，送礼反而分出了亲疏之别，不仅没有增进彼此关系的密切，反而疏远了关系。我三叔家六个孩子，前面五个是女孩子，有一年三婶娘和我母亲关系处得不好，有一个堂妹回娘家的时候没有买东西看望我父母，也就是她大伯和大伯母，为此我母亲就非常生气。
人都有尊严，农民也不例外，何况咱们中国人又特别好面子。有些情况下，的确是失礼，而有些情况下则是故意为之，就显得无礼了。我们那有一句话是“人抬人高”，设若你敬我一尺，我就敬你一丈，大家有面子；反之，你藐视我、轻贱我，那我也不客气。过年期间，送礼不当容易得罪人，同样请客不当也容易得罪人。请张三，没有叫李四，李四就会有想法，觉得受到了歧视，很可能会在大庭广众之下投诉某某人的不是，并且睚眦必报，以眼还眼。
说的是闺女回娘家，但请客过程中上桌的是新姑爷，而且在八方桌上必须坐在上沿的左首位，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C位”。年轻人可能不懂这些规矩，也不习惯这些繁文缛节，但越是传统社会，越是乡村社区，这种情况还越是普遍。面对清一色媳妇本族中的老少爷们，做姑爷的坐在上沿的左首位，本来就不习惯，而且还要招架人家的劝酒，当然还得回敬，没有几把刷子，那是扛不住的。
我在小时候拜年最不愿意去的一户人家姓高，论起来和我母亲的奶奶，亦即我姥爹还沾亲带故。高姓人家就在我们生产队，从我家走过去最多三分钟。咫尺之遥，为啥不愿意去？主要是因为我脸皮薄，小时候比较腼腆，内心如明镜，但那些诸如“发财”“身体旺”之类言不由衷的话说不出口。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家的大闺女经过大人们基于亲上加亲的理由从小就许配我了，也就是结了“娃娃亲”。
小时候就经常被村里一些比我大十岁八岁的乡党取笑，口口声声就是“你亲妈”（注：我们那把丈母娘成为“亲妈”，去丈母娘家则称为“走亲妈”），弄得我发窘，如果碰到几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起哄，当时七八岁的我情急之下还会哇哇大哭。等我长到十四五岁，我父母就开始逼迫我在春节期间“走亲妈”，我的内心十分抗拒，但架不住他们好说歹说，只能勉强去应付。大白天人多眼杂，而且是乡里乡亲的，我是刻意回避大白天去，而是选择夜幕降临后再去，呈上父母早就准备好的礼物，语无伦次地说几句不咸不淡的客套话，然后逃之夭夭。
除了家庭、家族、亲戚、乡邻之间的拜年，我们小时候还有一种通过艺术、杂耍等方式展开的到其他村落的“集体拜年”，也就是从大年初一到正月十五的划彩船、舞狮子、玩龙灯。这些方式，有的进堂屋，有的不进，视情况而定，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再说。
那个时候的江汉平原农村，不要说电灯电话电视机，甚至连电都还没有通。于是，为了增加节日的喜庆气氛，农民就自发地组织草台班子，唱唱花鼓戏、皮影戏，还有就是划彩船、舞狮子和玩龙灯。总体而言，就是通过团队互助的方式，达成营造氛围、人际互动、集体拜年的多重目的。大人有大人的娱乐方式，小朋友也有小朋友的娱乐方式。我们小朋友主要就是踩高跷、打撇撇、踢毽子、转陀螺、推钢圈等方式，玩得不亦乐乎。
虽然民间有谚语“有心拜年十五不晚”，但真正拜年的时间一般是在初一至初五，而过了初五才拜年的除了路途极为遥远，或者路况极为不好，应该是极少的。一是年结束，就差不多开春了，需要为接下来的农事做准备了；二是尽可能早才显得更重要，反之容易被人理解为不太重要的被怠慢的对象，徒生矛盾；三是如卤菜、鱼肉等不容易保鲜；四是晚拜年特别是登门拜年，给人家接待造成困扰和不必要的麻烦。
所以，每到初六、初七的时候，走人家的客人基本上就回去了，鞭炮也不响了，划彩船、舞狮子、玩龙灯的队伍也不见了，这就意味着这个年基本上结束了。每到此时，如同许多人见到落雪就兴奋而冰雪融化的时候就落寞那样，总是有点怅然若失。
于是，周而复始，又开始期待着又一个新年的到来——那是对丰衣足食的一种高品质生活的持续不断的追求！是对父慈子孝、夫妻和睦、尊老爱幼、邻里团结、慎终追远的一派祥和意境的向往！是对即将立春并昭示着万物复苏的一种生机勃勃的景象的憧憬！
